中午一点多时接到弟弟的电话：三叔去世了。

大约是在四年前，三叔患了脑胶质瘤，俗称脑癌，手术后三年不到复发。再次手术的预后并不明朗，再加上家里已经无力再支持第二次手术，所以他和绝大多数患了绝症的农村人一样在家里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那一刻。

等待的这个过程很是煎熬。三叔原本脾气就并不好，复发后更是变得乖张。疑神疑鬼，又脆弱不堪。他怀疑自己有病后三婶外面有人，一般什么话难听就挑什么话来说。可是却极其疼爱自己的小孙女。我记得他对我说过，家里有个小孩子热闹多了。那时是前年的冬天，我回老家过年，他还能说话，只不过已经不能顺利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常常话说了前半句后半句就说不出来了。在这之前半年，他的一侧肢体开始出现了活动障碍，我探望他时已经偏瘫，但精神尚好，还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和我抱怨第一次手术医生，期望能再次动手术。

那时他还不知道，老家的医生已经不建议他手术了。家里既拿不出去魔都大医院再次手术的钱，也没有人心甘情愿地像第一次手术时那样张罗筹钱，大家都怕钱花出去不过是打了水漂：他的病治不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活着的人还是要生活，不是吗？

很快三叔便明白他家人的打算，转而投向他的兄弟姐妹们，我爸、我伯伯还有三个姑姑。三叔是奶奶最小的儿子，兄弟姐妹们可怜他最小的年纪却得了这等恶病，三婶又是个女流之辈没什么见识，堂弟那时才大学毕业还没结婚，三叔可能都不能活着见到孙子。他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第一次手术时每个人都自觉主动地拿出了不少钱，连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都拿了不少钱。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钱，就当是送的，压根不会让他们还。手术后，几个姑姑更是轮流着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给他补身子，期望这个最小的弟弟能多活几年。

可是后来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寒了心。三叔是在老家手术的，除了外请医生花费的钱没办法报销外，按照当时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可以报销绝大部分的医疗费。可他家却把大家给他治病剩下的钱用来给儿子娶媳妇了。堂弟的婚礼排场极大，而堂弟媳家境很一般还不如我三叔家，办婚礼的钱从哪里来简直是昭然若揭。堂弟和他媳妇手上粗大的黄金戒指闪得我姑姑他们眼泪汪汪的，可怜了他们最小的弟弟！我妈说：你叔叔真是太傻了，这可是救命钱，现在谁还愿意再给他钱治病？大家的钱也都是十个指头辛辛苦苦赚的，又不是大风吹来了！可是我想，那时候大概三叔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堂弟结婚生子吧，第一次手术的效果很好，他定然幻想着儿孙满堂的幸福，而不是再次复发后的凄苦生活。

然而，三年不到就复发了。除了寒了心，兄弟姐妹们也觉得他该看到的都看到了，大家该做的都做了，虽然是一母同胞，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其他人的生活都得围着你转吧？

没有了亲人们的支持，三叔只有认命地接受复发的事实。我想他肯定也抱怨过、痛骂过、哭泣过吧？可是真的只能认命：和别的癌症不一样，长在大脑里面的肿瘤细胞会一点一点地吞噬他对身体的支配，从一开始的不能行走自如，到慢慢不能表达意思，渐渐地不能发出声音，然后大小便也不能控制，接着吞咽出现困难，最后只能躺在床上任人摆布，如活死人一般。只有粗大的喘息声证明他还活着。我妈说，你三叔真是可怜，其实他心里都知道的，只是不能说不能动：那次我和你三婶帮他擦洗身子，眼看着你三叔眼泪滚下来，喉咙里呜呜咽咽的声音很大，我说：三叔，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没什么。我心想，这大概是残存的意识吧，可是还不如没有，三叔定然想过这样的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可是他连死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不能像村里的有些老人那般，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一瓶农药痛快了事，只能这般痛苦地认命。

就这样熬过了一个春夏秋冬后，在这个清明节后，三叔终于解脱了。我妈说，可能是你爷爷奶奶在地下也看不下去他们最宠的小儿子这么受罪地活着了，所以才清明一过就来接你叔叔了。

坐在回老家的大巴上，窗外江南烟雨如画，金灿灿的油菜花，娇嫩粉红的桃花，杨柳依依，小河弯弯，青瓦白墙，犹如小时候在老宅。那时我家和三叔家挨着一起，门前是自留地，前面就是一条河，三叔喜欢在河边钓鱼，岸边是三叔家种的桃树。他家的桃子品种好，常常还没有熟，我和弟弟就偷偷摸摸去摘了吃。我依然记得三叔发现我们之后中气十足的呵斥声中带着隐隐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