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刻船山遗书之四【537】2023-11-22
道光年间，湖南安化人陶澍任两江总督，其是经世派重要代表人物。在其影响之下，湖湘士人很快对王船山的学术开始重视起来。
道光二十二年，陶澍支持重刻王船山遗书一事。在湘中名人邓显鹤、邹汉勋、何绍基、左宗植、欧阳兆熊的参与下，王船山的遗书刻印一百五十卷。从那时起，王船山生前所撰写的著述才开始以全貌的形式行世。
陶澍既科名清华、官位崇隆，又在两江任上大力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是一个备受海内外政坛称誉的方面大员，在湖湘士人群体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张佩纶甚至称赞他为湖湘政界的昆仑山。他之所以看重王船山，正式看重王船山的经世致用的学说。他对王船山本人的格外揄杨，以及他对王船山遗书大规模刻印的支持，使得王船山的学说开始在湖湘士人中广为流播。
王船山遗书大规模的刻印自此洒下种子。晚清后期更有名气的经世派领袖曾国藩，在他的影响下，湘军集体崇尚王船山。作为近代湖湘巨子，曾国藩对王船山一向是仰慕的，与从事道光二十二年遗书刻印的各位名儒多为关系密切的朋友。至于为道光版船山遗书作序文的唐鉴，则更是曾国藩倾心敬服的老师。从曾氏文集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他读王船山的书，谈王船山道德文章的佩服。“沉雄博大，识越千古”这八个字，可谓曾氏对王船山评价的代表词。同治元年，在他的好友也是道光二十二年王船山遗书刊刻的首事者欧阳兆熊的鼓动下，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决定联手重刻船山遗书。朱孔彰说曾氏兄弟捐三万两设立金陵书局，刊刻王船山的全部著作，并为之赋诗：“欲将节义风天下，先刻船山百卷书。”
同治四年冬，新版船山遗书刊刻完毕，一年多后，在长沙印刷，曾国藩一次便要去三十部，分送朋友部属。曾国藩为这部金陵版穿上遗书亲自作序。从序文中可知金陵版比道光版多出一百七十二卷。曾国藩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中，抽空校阅其中的一百一十七卷，并亲手订正差错一百七十多处。序文还明确地说出了曾氏兄弟重刻此书的目的：“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著《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世，弥世乱于未形。”原来，曾氏看重的是王船山的学术可以综理万事，消弭世乱，而这也正是曾氏及湘军集团的经世目标。
王船山的著作经过两次尤其是曾氏兄弟的全面貌高层次广范围的刻印发行，其学理特别是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得到空前的大传播大弘扬。王船山本人和他的学问，在湖湘近代士人中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由此确定。正如章士钊所说的：“直至洪杨荡定之后，曾国藩始辑遗书刻之，其说大倡于湖湘而遍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