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纯属虚构
提起“桃园三结义”，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小说，都把这个精彩的故事放在第一回，当成整个三国大故事的开篇。
比如，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这一回的篇目叫“祭天地桃园结义”，这样描述这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场景：
刘关张三人在张飞庄后的桃园中，杀乌牛白马，祭祀天地，誓曰：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说得好听，做得也到位。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肝胆相照，患难与共，把结义做成了一门艺术，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结义兄弟的典范、标杆，吸引了无数粉丝。后来的历史上，人们不但一直传诵着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组织和个人，效仿刘关张焚香结义。
可实际上，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着“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并没有结为异姓兄弟，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
那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正史上，关羽和张飞两人是先认识的。《三国志》记载，年少时关羽杀了人，从家乡河东解县逃到了河北涿郡，遇到了张飞，“羽年长（张飞）数岁，飞兄事之。”就是说，张飞先遇到了关羽，把他当成兄长。
后来黄巾起义爆发，当地豪杰刘备在涿郡起兵镇压起义。《先主传》称：“刘备喜欢交结豪侠，少年争相依附。”就在这时，关羽和张飞一起投到刘备帐下。随着刘备在汉末乱世中渐渐崛起，关羽和张飞名气也越来越大，被人称为“世之虎臣”。
我们知道，关羽和张飞都是猛将，刘备刚起兵就得到这样的人才，自然会另眼相待。《关羽传》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说刘备和关羽、张飞同睡一张床，感情和亲兄弟一样。
（好兄弟一起睡，是刘备一种领导的艺术，用人的艺术。史料记载，赵云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也和赵云睡一张床。清人赵翼认为：三国的君主用人艺术各不相同，曹操“以权术相驭”，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刘备“以性情相契”。）
后来，刘、关、张三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关羽和张飞被刘备视为嫡系，在蜀汉权力系统中始终是位高权重。刘备当平原相时，关羽、张飞当别部司马（大概相当于平原县武装部长），负责统领军队；刘备占据江南四郡后，关羽当了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张飞当了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刘备晋位汉中王后，关羽当前将军，假节钺（即战时状态可以便宜行事），张飞当右将军，假节（和假节钺同等地位，礼仪不同）；后来，刘备让关羽守卫战略要地荆州八九年，当皇帝后任命张飞为“领司隶校尉”（监督百官）。
其它史料的记载，也能侧面证实刘关张三人亲如兄弟。《三国志》记载，费诗对关羽说：“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关羽死后，曹操谋士刘晔判断刘备一定会兴兵报仇，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意思凭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如果刘备不兴兵报仇，就是对不起关羽。
所以，在真正的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虽未结义，但三人的感情很亲密，和亲兄弟也差不多。可以说，三人无兄弟之名，有兄弟之实。
那问题就来了，“桃园三结义”这样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故事，是如何最终成型的呢？
“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是如何流传成型的
正史之外，有记载的、演义的三国故事，最早出现在隋朝。杜宝《大业拾遗录》中记载，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的节目，当时就有了刘备跃马檀溪的故事。
到了唐代，三国故事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说，唐初有些三国故事“得之于道路，传之于众口”。唐诗中有很多涉及三国故事，比如李商隐在《骄儿》中写道：“归来学客面，败秉爷笏。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意思是儿子活泼可爱，有表演天赋，调谑客人像张飞一样有胡人的气质，像邓艾一样有口吃的样子。
到了宋代，皮影戏、傀儡戏、南戏等娱乐活动中都有三国故事，“说三分”成了一个细分大类。这时，“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改变了《三国志》的尊曹的政治倾向）。苏东坡就有记载，说看三国戏时，刘备打败仗，观众都不开心，要给导演寄刀片；曹操打败仗，观众都很高兴，纷纷给导演点赞打赏。
唐宋时代，刘备、关羽、张飞等人已经成为英雄，但三人之间的关系还只是君臣，而非兄弟。
历经隋唐宋的积累和发酵，到了元朝，三国演义的故事日益完善，“桃园三结义”的情节也终于出现了。元英宗至治年间 （1321—1323） 建安虞氏刊本的《三国志平话》，第一次有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刘关张相遇后，痛饮一番，在桃园宰杀青牛白马祭祀天地并结义。
（有观点认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祭祀天地，牺牲的青牛白马，还有祭祀的地点桃园，都源自契丹族祭祀天地和祖宗的风俗。这说明三国小说、戏剧在成型的过程中，辽代契丹文化为其提供了素材和养分。这从侧面说明了“桃园三结义”故事成型的历史时期。）
元末明初，罗贯中借鉴广为流传的故事，加工整合完善，写出了《三国演义》，其中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
有学者考证，罗贯中这样的设计，很可能与历史环境有关。元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反抗元朝的起义，据说罗贯中也参加了张士诚的队伍，充当幕僚，但后来混得不太行，只好回家写作变现。当时各支起义军一方面和元朝军队打仗，一方面还要互相吞并抢夺地盘，每个队伍内部的头领们也互相猜忌，经常在背后动刀子。形势极为复杂。尔虞我诈之下，每个人在心中都有一种在道德上的强烈渴望：老铁们能不能讲点义气？罗贯中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强化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以文载道，呼唤peace&love，哦不，呼唤忠诚和信义。
“桃园三结义”对后世的影响为何这么大
那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桃园三结义”故事本身以及后续的发展都非常精彩，作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有足够的传播力。
除此之外，还有下面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桃园三结义”融入了“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规范，符合民众的道德审美。
“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道德品质，比如忠孝节义等。故事本身成了这些美德的范本，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
这尤其反映在对关羽的神化上（当然统治阶级也在宣传、神化和利用关羽的形象）。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关羽被刻画成为“义绝”，是一个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具备这些优良品质的关羽，成为了底层老百姓的精神支柱，被尊为“武圣”，和“文圣”孔子齐名，在民间受到敬奉的程度甚至超过孔子。guan
而且，“桃园三结义”同时还发挥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它以故事作为载体，只需要听和说，不需要读和写（那时读写并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只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够完成说教的目的，所以上上下下都很欢迎。
第二个原因，统治者对“桃园三结义”的宣传和利用。
“桃园三结义”故事成型后，明朝统治者似乎没怎么用，但清朝统治者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用得很溜。
据《清稗类抄·卷六十四》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演义》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也，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
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清朝统治者自认刘备，让蒙古当关羽，约为兄弟，以此来维持对蒙古的统治。后来清军入关，怕蒙古叛乱，清朝统治者就给关羽贴上一长串又威风又好听的标签，什么“忠义神武”、“仁勇威显”之类，把关羽捧得高一点，以此表示对蒙古的看重。
不知道真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感动了蒙古还是其他原因，反正整个清朝统治时期，蒙古诸汗大多和清朝关系良好。
第三个原因，民间组织对“桃园三结义”的宣传和利用。
建设性有多大，破坏性有多大，“桃园三结义”被统治者利用的同时，也被民间组织利用。民间组织同样以桃园结义为精神偶像，召集下层民众，实现自己的目的，包括反清的政治目的。
清代很多民间组织在入会仪式上，都会插上桃枝，表示要学习桃园三结义的精神。著名的天地会，更是将“桃园三结义”写入“三十六誓”中，强调“务相要桃园结义风”，要求会中成员以忠义为本，孝顺父母，和睦乡党。天地会的誓言杂糅了传统道德伦理，以忠孝节义来规范成员行为，这已远离桃园结义的初衷，但却达到了凝聚力量的目的。
而且，这些民间组织在盟誓时，通常选择在纪念刘关张的三义庙中进行，以加强仪式感。
总之，“桃园三结义”作为民间组织和底层民众效仿的楷模，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
就是这样，“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在各个时代、被各个阶层、为了不同目的反复地传播、宣传、利用，终于从子虚乌有到了人人皆知，并且让很多人信以为真。
参考文献：
罗贯中：《三国演义》
杜宝：《大业拾遗录》
脱脱等：《辽史》
梅铮铮：《论“桃园结义”及对后世的影响》
陈寿：《三国志》
刘知几：《史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