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团了团稿纸，顺手丢进门旁的垃圾桶，用笔挠着头，拔了花盆里一根仙人掌的刺扣指甲缝里的泥，挠扣完之后我抬头看了看身旁的老枪，他倒是自在一支笔运转的飞快，我说：“老枪，你的故事写多少了？”他抬起头看了看我，一副地主看长工的样子，“你丫别打搅我，没看正高潮么！”。“我才写到下面硬了你就开始高潮了够快呀你！”我打趣道。“文字这东西要学会走心，别整天苦大仇深的。”老枪说道，“是，是，我苦大仇深您老妙笔生花行了吧！”老枪继续奋笔疾书。

我和老枪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看上去三十几岁，一副大龄文青的打扮。我们都是这个杂志社的编辑，我负责小说版，他是我的下手，我自从大二退学以后就来到了这个杂志社工作，他是我之后来的，论年龄我应该是他的手下，可是论资历他没我老所以他是我的下手，老枪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一口京片子让我这个辍学打工飘在首都的人很羡慕，韩寒说的好：听说搞文化的人都是要去北京的。我算不上搞文化的，混口饭吃而已。说实话我真不觉得自己是个打工仔，反而觉得挺自在，我从事了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这一直是我的梦想，其实梦想成真的样子也没有多么光荣，一样没房子，没车，没女人，有些时候有事情做，要比无所事事美丽的多，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老枪家在银锭桥附近，每天都开着他那辆吉普车来上班，车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开进大院的时候和坦克碾过一样，声音大得吓人，隔壁写散文版的孟老先生说这车有性格，人更有性格，我说您还会看人，孟老夫子微微一笑总要给我背段《易经》：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阳光洒在院子的那根旗杆上，几只麻雀叽叽咂咂落在地上，用尖利的小嘴嘬着地仿佛满是粮食；院子里有一排冬青树，枝繁叶茂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种下的。在冬日里绿的发蓝。院子外面是一片荒地。最近也归入了开发的队伍。

每天大大小小的车从这里过来过去，编辑部的人每天都要讨论一番车的型号。做编辑的人大多是些买不起车的人，所以对车的型号我们自知又少，所以谈着谈着就会谈到文学，又会从文学谈到国家大事。其间有些发言孟老夫子听了总要拿手指捂着嘴巴嘘几声，杂文版的小锤看到总会说一声：“封建余孽，愚忠老头。”孟老夫子听了以后总要一翻白眼以示抗议。就这样孟老夫子每天都要翻几十次白眼不止，而小锤依然我行我素，总是拿：我是小人物，我怕谁！的口号打压“封建余孽”。翻得多了，孟老夫子已经可以将白眼，青眼运用自如了。高兴了就拿青眼瞅人，不高兴就用白眼瞅人。孟老夫子因为多了一项堪比阮籍的功能很高兴，又加上老年人患有早起的毛病，每天六点不到你就会看到他倚在杂志社大门口看着身边的建筑队大车小车一辆辆驶过，并匀速地转换青眼，白眼。太阳在他头顶缓缓升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进行某种消失已久的祭祀仪式，偶尔有好心的司机还会往他身上丢些钱，无一例外的所有的司机都把他当成了瞎子。这个场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一片荒地盖起了一栋栋商品房，听说要建成个小区。

我收了收思绪，重新展开一张稿纸，稿纸上印着：文星杂志社。我想起了小时候写作业用的纸印着：某某村委会字样。自从爷爷退休后，这种纸就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记得小时候和人比赛掷飞机我总是输，因为这种纸的质地很软，而我不敢撕课本，所以到现在我折的飞机都飞不高。

隔壁传来了一阵撕纸的声音，我脑袋里浮现出一副场景，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群眼镜蛇扭曲着身体集体吐着信子，并且以相当快的速度爬过，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痕迹，仿佛远古的先民拿石斧开凿过一样。

一个周身长毛的高大类人猿拿着一柄巨大石斧在大地上乱砍，每砍一下都会出现一道白色的痕迹，与黑色的土地对比及其明显。旁边立着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类人猿，但从她搔首弄姿的样子看是个女的，只不过嘴上长了一圈胡子，她没有过多的表情，显出一副嗤嗤的样子。我看出她张合的嘴巴发出一连串的词语，要不是因为她那张吃多了发酵烂水果而散发酒气的嘴，我肯定能听得更加清楚。她好像在说：呦呦鹿鸣。又好像在说：灼灼桃花。然后这个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变越小，直至消失。我感到此刻脑袋运转的有些快，不应该是一群斑马奔腾而过吗？这好像是昨天看过的《动物世界》的场景，据我所知眼镜蛇应该爬在沙哈拉大沙漠上，这样痕迹比较明显而且还显得很高贵。至于类人猿到底喝不喝酒，读不读诗经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