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里没有多少泪。杜甫的眼泪最多,辛弃疾这样的猛汉也有泪,可是苏轼没有(思念亡妻时有“唯有泪千行”),无论人生遭遇多么大的打击,他都没有消沉。他最善于把痛苦变成笑声,而且我们也丝毫不觉得勉强。
李白在写《将进酒》时,虽然大呼小叫,豪气干云,但那一定是强颜欢笑的作乐。李白人前飞扬跋扈,往往是无奈之举;人后的李白,不过“斯人独憔悴”的伤心人罢了。苏轼虽然也有伤感,也有寂寞,但他的豪迈是骨子里的,是真的无畏,真的无谓,是坦然而不是牢骚,是逍遥而不是佯狂。
李白是一位不懂世故的小孩,经常在诗歌里哭笑打闹,真诚,有时也庸俗,孩子气特别重;杜甫是一位饱经忧患宽厚悲悯的老头,步履和声调都很沉重。苏轼,是赤子,但没有孩子气;是饱经忧患的才子,却将忧患变得轻盈潇洒。他们是诗人中的诗人。
在《定风波》这首词里,苏轼因为遇雨这件小事,而引发人生感悟。好的诗人就是善于从平常事物中取象造景。“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怕风雨,这是无畏;“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无谓。无畏,是普通人常都能做到的;而无谓,则是一种心境了,没有人格和学养的支撑,很难有这样的智慧。
没有风雨,这很好理解,而无晴,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苏轼当时被贬黄州,可以说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的勇气自然值得赞美,而对于人生中的那些已经过去的晴天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晴天,他的看法依然是无谓,这就耐人寻味了。
一个人,光看他遇到困境时的表现,还不足以判断他的定力;往往给人考验的,是顺境。看看人世间多少患难夫妻,竟然在时来运转之时分手,多少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人格尽失,操守全无。
苏轼无谓人生的风雨和人生的晴天,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苏轼被贬黄州为44岁,49岁时到汝州(也是团练副史)。不到一年,宋神宗去世,哲宗(10岁)即位。苏轼的好运来了,先升任礼部郎中,后任起居舍人、知制诰。1087年(元祐二年),任经筵侍讲(宋哲宗老师)。在巅峰的时刻,1089年,苏轼自求外调,出任杭州太守。
苏轼为何放弃京城的高官不做,是避免党争,苏轼的正直和“政治”是矛盾的。
从诗词里看,苏轼是通达的,能跟任何人交朋友。他自己也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但他在政治立场、手段上,又是最坚持原则的。王安石当政,作为王的朋友,却不支持变法;司马光当政时,作为司马光的朋友,他又不支持司马光完全废掉新法。
1091年,苏轼被召回任吏部尚书。不久外放,八月到任颍州太守。1092年,又被召回先后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不久外放扬州太守。1093年,苏轼外放定州太守。1094年,章惇为相,苏轼发配岭南,1101年,死在北归的路上。
苏轼如果多一些圆滑,多一些心机,他当然就能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苏轼放弃了机会,而且是好几次机会,他从前不巴结司马光或者王安石,现在也不靠自己的皇帝学生。求本心遵直道,自然在一个争名夺利的环境中被逆淘汰。我想起《离骚》: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这样的世道容不下屈子,也容不下苏子。当然,苏轼的才华也容不得一次人格委顿和委曲求全,容不得一次巧言令色和左右逢源。既然选择了对权势者说不,苏轼自然就最终一落再落,始终与风雨相伴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无往不快,一颗丰富博大的心灵总是能孕育出蓬勃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