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顾老师的《囚绿记》，诱思一个问题：语文教学中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好语言文字的想像和可视可感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呢？
顾老师将“择”“赏”“囚”“放”“怀”等字直接竖着板书，我提议说，最好画个椭圆，意指文中的圆窗，以此“窗”相隔，“窗”外先是“赏”，然后“窗”内是”囚“，由”囚“再指向”窗“外，”窗“外有个”放“。这”赏“”囚“”放“等又都可分别伴书情感”喜悦“”自责”“希望”。你看，我啰里啰嗦地说这么多，似乎说得叫人头痛。如果我画出来，不用费口舌，一目了然。这就是形象的威力。
题目“囚绿”，顾老师便板书“囚绿”，我提议说，能否先用绿粉笔写个“绿”字，然后用白粉笔给这“绿”外，画上个粗粗的大大的“口”，什么意思？就是“囚绿”啊。这就比老实呆板的“囚绿”形象给力得多。不止如此啊，本文不是托物言志，由“绿“及”人“吗？是写处于黑暗中的被奴役的追求光明的同胞！那我就可板书个绿色的”人“字，然后再外框个大大的”口“。课最后总结时，我就用个箭头写个大大的”人“字，意指打破囚笼，有了光明和自由 了，这也正是作者的希望所在。
顾老师让学生分析文本中那枝常春藤在被囚前后的变化，找语境，朗诵，推敲词语，都很好。我私下与之聊课，头脑风旋电掣，不可遏抑——一聊课，易疯癫。我出”馊“主意说，你今天最好去折两枝常春藤去，一枝折来便插在瓶水里，另枝就放一边，后天开公开课，一枝便舒展着“柔软的卷须”“折叠着的嫩叶”，有“纤细的脉络”，有“嫩芽”，而另枝呢，则是蔫巴巴的，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变成嫩黄”，枝条“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两枝一对比，我想那文字便一下子就有了眼前的实实在在的承载物，就活在学生心里了。
写到这么，我倒想起几年前听过的一节高中省赛课。有远来之客，上《雨霖铃》，手中捧着一枝柳条，说这是从自己学校来时，众弟子折柳相赠的。我听课时气得要爆炸，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不是形象化的问题，而是道德品质问题了。
我一直想，要好好规划和开发下学校“树人”理念的系列形象标识，把“人”和“树”的形象及精神打通。为此，我还专门买过介绍各种树的书籍。你想，没有个形象载体，怎么真落到学生心里去呢？那些抽象的伟大的办学理念，不是神马浮云又是什么？毕竟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思维是以形象为主的。
聒噪几句，一吐为快。不讲章法逻辑，只为留存和备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