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很早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吕不韦的文章，文章题目是《作为男人我很想知道，吕不韦到底睡过秦始皇他妈没有？》。在这篇文章里，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推断出吕不韦不曾与秦始皇的母亲有染，更没有推荐过嫪毐。因而吕不韦被秦始皇罢相直至走向死亡和通奸及当皮条客这两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也在旧文的文末留了一个悬念：吕不韦既然没有当过老王和皮条客，为何这么优秀的一个职业经理人最后难逃一死？过后因为各种原因，我一直没有再写关于吕不韦的文章来解析这个问题。但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对之前的这个遗留问题划上一个句号，让我们重新再认识一下吕不韦。

二

我相信大家都能猜到，吕不韦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因为他和秦始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这玩意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很难有调和的余地。成王败寇，显然吕不韦是这场斗争的最终失败者。如果我们读《史记》，也会发现两人之间政治斗争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的关注力通常会被司马迁所描述的宫闱之事所迁移，真相往往被忽略。即使这样，像郭沫若这样的历史学家，还是能一针见血找到问题的关键和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虽然郭沫若先生的风骨和婚姻问题饱受质疑和诟病，但不能掩盖其学术成就的光芒。本文的内容就是以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了一些其他学者的观点和本人自己的一些见解。

吕不韦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秦始皇发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是因为吕不韦想凭一己之力改变秦国的体制及改变秦始皇。秦法自孝公确立以来，传至始皇已是七代。秦法虽熠熠生辉，但经六代传承，至始皇时已经略显疲弊。吕不韦入秦以后，通过自己亲身的参政和深刻的观察，发现了秦法所存在的疲弊和隐患。吕不韦一心为国，想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去纠正秦国及改变秦法，以防止秦国和秦法走向极端而自毁。吕不韦是山东六国人士，治国思想受秦法影响较小，且以吕不韦特立独行的性格，也绝不会像李斯等趋炎附势之徒，为了政治利益完全臣服于法家治国理念之下。因而吕不韦通过《吕氏春秋》一书，彰显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吕氏春秋》虽看似一本杂家之书，其实“形杂而神不杂”，它对各种学问有着自己的一套权衡标准。总的来说，《吕氏春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了道家和法家，而完全摈弃了墨家思想。而秦始皇和秦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秦始皇以孝公、惠王、昭王为荣，对商君之法推崇备至。秦国的国策也是以“法家”的思想为核心，兼容了墨家的君道集权思想，完全摒弃了道家和儒家。所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斗争，在其本质上就是一场儒法斗争。当然，在秦始皇看来，还是一场除逆斗争。

三

吕不韦和秦始皇的政治理念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吕不韦反对家天下，而秦始皇却看重千秋万世。《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又《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云：“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吕不韦的意思很明显，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人某姓的家天下，只有有德的贤人可以为之主；一旦其失德乱政，暴虐天下，人人可以得而诛之。我不知道吕不韦是不是为以后自己篡权夺位撰写理论，但我知道这肯定触及了秦始皇的底线。因为秦始皇做的梦是“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第二，吕不韦要求尊重民意，而秦始皇却视黔首如草芥。《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云：“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必成。”又曰：“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吕不韦认为君王必须体察民意，顺乎民情，民心所向之事，必欲成之；民以为便的事，无不行之，做到这样，天下可治，事业可成。而秦始皇却认为他的意志高于一切，民众应为他的意志所驱使。以贾谊过秦论中的话就是“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这个“愚”字最为传神，一方面表达了秦始皇对民众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众在其心目中的形象。

第三，吕不韦重视圣哲，而秦始皇重视狱吏。《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云：“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吕不韦看重道德层面的建设，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人，要修身律己，表率天下，要求国民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善于修身的人，才善于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一贯，异位同体。而秦始皇看重法律层面的建设，倡导“以吏为师”。其实把他俩的思想一融合，就形成了今天考研政治中的第四部分考试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第四，吕不韦主张君主无为，而秦始皇却看重君主集权。《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云：“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云：“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其实吕不韦所说的君主无为并非荒政无所作为，而是要分清君臣职责，不要把大小权力都抓住不放，干预臣僚履行各自职责；君主的主要职责，是选贤任能，让百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履行好各自的职责。核心思想就是相权和君权要互相制衡。而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来看，秦国君主除了秦孝公做到了以外，其余的君主都没做到，反而到了秦始皇时期，君权大于一切，集权一切。李斯虽为左丞相，其实质就是秦始皇的传声筒和应声虫。话反过来说就是，在秦始皇时期当丞相，自己如果不是当传声筒和应声虫的材料，就吃不了丞相这口饭，所以吕不韦吃不了。

四

以上四个大方面体现的是儒法不同的政治主张。如果还要算上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讴歌禅让，效仿四君子广养门客以及高调的搞“一字千金”，秦始皇有充分的理由断定吕不韦有篡权谋逆之心。《史记·吕不韦列传》：“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这段材料最能反映秦始皇要逼死吕不韦的真实动机。不过吕不韦主政多年，在纠正秦国及改变秦法上也并非毫无建树，比如秦军的“尚首功”制度在吕不韦主政时期就基本消失了。

秦军自商鞅变法以来逢战必斩首，《史记》里面对秦军斩首记录比比皆是。但是有趣的是，自庄襄王去世后，吕不韦主政以来，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除了秦始皇继位第二年有“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的斩首记录外，秦军对外攻伐就再也没有斩首记录了。比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无斩首记录；“四年，拔篸、有诡。”无斩首记录；“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无斩首记录；“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无斩首记录；“七年，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也无斩首记录。这段时间的战事记载，完全不同于以前逢战几乎有斩首数记载的惯例。更有意思的在于当吕不韦去世后（秦始皇十二年去世），秦军的战事记录又开始出现斩首记录了。“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陽，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可见，吕不韦在主政期间对秦军的军功制度进行了一些修改，以去除秦军的一些残暴之气。虽后秦军可能又短暂恢复了“尚首功”的传统，但是戾气已经被吕不韦主政时期化去不少，故在秦始皇发动灭国战役时，已经很少看到斩首数的历史记载了。

五

吕不韦被秦始皇逼死，我认为李斯在背后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李斯是唯一一个被吕不韦和秦始皇都认可的人，他的意见对秦始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假想当年秦始皇和李斯聊天时聊到吕不韦的治国政策时，以及秦始皇让李斯评价一下吕不韦的为人时，李斯是会帮自己的伯乐仗义执言，还是会揣摩圣意落井下石？我想会是后者。李斯可以为利益放弃荀子之学完全投身于法家的怀抱，也可以为了利益迫害自己的同门韩非，更可以为了利益舍国家大义不顾而与赵高勾结，那有为何不可以为了利益对吕不韦落井下石，对秦始皇火上浇油？李斯对吕不韦背后下毒手才符合他的老鼠哲学，因为选择秦始皇才能让自己当一只更幸福的老鼠。也只有除去吕不韦，才能打通自己的仕途。

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佐证李斯的为人。当吕不韦被免相后，秦始皇实施了驱逐山东人士的政策，就在这个时候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令》。在这篇文章中，李斯对秦国外来的几个名臣都做了褒奖，唯独不提吕不韦辅助秦庄襄王的功业，而这个时候，吕不韦尚在人世。李斯写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陽，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一篇《谏逐客令》，可见李斯乃是一个节操早就碎了一地的无耻政客。

六

吕不韦的失败，宣告了儒道纠偏秦国法墨政策的失败；也宣告了相权制衡君权的失败；更是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秦始皇看来，终于除去了潜在的谋逆之臣，扫清了自己乾坤独断的障碍。吕不韦的失败或许也是秦国的悲哀，因为在秦始皇与吕不韦时期，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形成，几乎是不可逆的。即使按照吕不韦的施政方针治国，秦国最终也将统一天下。但是秦国按照吕不韦的治国方针走下去，我相信大秦不会二世而亡。还是回到开头，秦法传至始皇，已经显出疲弊，传至秦二世，走向畸形。商君曾说过：“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吕不韦想给秦政添加新元素，想更新秦法，想纠偏秦政的轨道，可惜终究功亏一篑，因为他遇到的年轻对手，是有着“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的秦始皇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