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读了叫人伤感又莫名感动的故事：
明朝有一位酷爱诗书的女子，听说一座藏书楼藏书宏富，于是她一心想着能去一观。她的姑夫时任宁波知府，就保媒把她嫁入了藏书楼主人范家，结果范家却有规矩“如女子不得上楼”。于是，这位爱书成痴的女子终生未见着一本书，“悲怨成疾，抑郁而终”。
这名女子名“绣芸”，这座藏书楼叫“天一阁”。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这是学者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里讲到的故事。
那么天一阁是怎样一座藏书楼？又为什么有这样严苛的规矩呢？
01 关于天一阁和它的主人
余先生说：
在现存的古代藏书楼中，论时间之长，它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由于意大利有两座文艺复兴时代的藏书楼也保存下来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这是值得骄傲的。
它的创始人范钦，是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做过知州、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副都御史等一系列的官，任职的地方差不多遍及大半个中国。后晋兵部右侍郎，但未赴任而去职还乡了。他一生喜爱藏书，在各地任职期间，已经开始搜集书籍，他的特点是“着眼当代，着眼社会资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会遗失的地方性文件”。余秋雨先生评价说：
他的这种选择，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书家。
因为他不像别人藏书那样“唯宋是瞻，唯古是拜”，体现了独特的眼光，留存了别人没有的东西。
后来，一个官员告老回乡了，一座天一阁矗立起来了。
从做官的角度说，范钦并没有留下多少显赫的名声，而作为藏书家，他却光耀千古。
因此余先生说：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有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其实生活中的确不乏这样的例子。我身边就有原先的领导干部，退到二线后，著书立说，在知名刊物上发表文章，名声比在位时高得多了。
02天一阁的规矩，挡得住外来人员和女眷，却挡不住窃贼和炮火
为了保证天一阁藏书不散失，范家一代代有严格的处罚规则：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我们知道“不与祭”在我国传统家族规矩里意味着什么，这在特别看重宗族的传统中国是很严重的。
女眷当然是更不用说了，本身家族祭奠就无权参加的。于是就有了那个绣芸姑娘为书嫁入范家却终生未得一观的悲伤故事。
不过，规矩总也有打破的时候，1673年，大学者黄宗羲要登楼观书。对，就是那个十九岁时，在朝堂之上，锥刺魏忠贤阉党，为父亲等东林党人报仇的黄宗羲。
他要登楼观书时，已是“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范氏家族出于对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的倾慕，一致同意他登楼阅读天一阁全部藏书。余先生说：
一六七三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好马配好鞍”，好书，也要杰出的读书人来品。
之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认定非常严苛：
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其中有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薛富城等，他们的名字都上得了中国文化史。
天一阁让大多读书人“望楼兴叹”，却挡不住窃贼的暗度陈仓。
《风雨天一阁》里写到，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当作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民国年间，一个叫薛继渭的小偷潜入藏书楼，白天睡觉晚上偷书，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出现在了上海的书铺里。这些书商甚至决定把它们卖给外国人。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拨巨款抢救，保存在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但最终又全部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之中。
03 天一阁的影响和意义
首先当然是在于“书”：
大而言之，没有书籍历史，就失去了前后贯通的缆索，人群就失去了远近会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没有书籍，任何个体都很难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躯，成为有视野、有见识、有智慧的人。
而天一阁和它的主人，做的正是保存书的工作。他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的人，做的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工作。
尽管天一阁规矩如此严苛，能真正阅读到藏书的人如此之少，但是当国家需要的时候，范氏家族地毫不犹豫地奉献出来。乾隆年间要编《四库全书》，下旨征集藏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皇帝“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建”。
范钦个人的藏书与国家的藏书建立了联结，也与中华文明的延续直接建立了联结。也表明范钦作为专业“淘书人”，的确是眼光独具啊！
如今的天一阁，还矗立在宁波市海曙区，已从一座私家藏书楼发展成为“南国书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成为宁波私家藏书的汇聚中心，还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作为爱书人的朝圣地，各位朋友不妨一行。
不过，你若问我现在可否登楼观书，我却也无从作答了。只不过，不能登楼也只因保护建筑，而不是怕书散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