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18世纪的修道院与19世纪疯人院是高度一致的，它们作为一种大禁闭的文化符号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说到底，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福柯谈疯癫
在基于真实事例创作的小说《修女》中，狄德罗试图再现的是18世纪被掩蔽在启蒙时代理性光辉下的歇斯底里与苦难。这是一对孪生姐妹——苦难成为了歇斯底里的燃料，而歇斯底里又反过来加剧了苦难。但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生长的土壤却是一种基于理性化转向时代氛围，或是思维方式。
这里涉及到我们该如何定义疯癫。按照最常规的理解，疯癫就是异常，落脚于与常人认可的行为模式的差别，作为感性中最不可接受的部分，它成为了被理性攻击、围剿的对象；然而在理性一次次强化自身立场并施以极致的惩罚的时候，它同时也把自身异化了，从而产生了矛盾与撕裂。在更广大的理性视域内，展开围剿的理性也成为了“他者”。这就是为什么少女苏珊在被父母赶进修道院这一过程不仅被伦理被道德审视，同时也被理性审视。本身父母基于“苏珊是私生女”“家庭财务捉襟见肘”的信念做出的这个决定，当然可以说是精明的冷酷，一种理性的算计，但在那曾经是她父母的中年男女眼中，苏珊看到的是什么呢？诡异的陌生感，某种吞噬性的意味。饥荒时代吞噬自己的孩子同样是理性的，但穿越时代的断裂线这种理性却被转换为了疯狂。理性为了实现自身而不管不顾，这已经违背了理性的原则。当然你或许会认为预设一个“万全的理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认为有这个必要，否则基于理性的大屠杀还是会一次次发生（参考齐格蒙特鲍曼对二战大屠杀的现代性分析）。“修道院雅座一位”同样发生在电影《伯纳黛特》中巴托洛梅亚的身上，再次印证了福柯关于禁闭本质的判断：收容“在社会秩序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个体，我们会发现这与权力网络与压迫相关，就像关于古拉格大酒店的调侃一样。
说得有点远了，让我们重新回到狄德罗的故事里来。苏珊进入的两个修道院，分别揭示了两种禁闭时代的现实。她进入的第一个修道院，龙桑修道院，存在着的是普遍的邪恶与压抑。狄德罗为了强化对比，还特意设置了一个“前院长”，一个信仰虔诚、为人和善热诚的修女，为苏珊提供了一个尚可接受的开局（或是一种幻象？），紧接着情况伴随着新院长的入职便急转直下。一个极尽严肃、强调苦行的刻薄角色，成为了苏珊的噩梦，她的对抗却招致了更大的恶意，包括但不限于无休止的排挤、审判与强迫劳动。这里涉及到另一个疯癫的主题：动物化，或者说是非人化（同时也是二战大屠杀的另一个特点）。
当然，“不把疯人当人看待”这一否定性事实中却包含着肯定性意味，这暗示了人们对传统的恐惧，对那个早已过去的动物性时代的恐惧。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一个画面：苏珊筋疲力竭地倒在地上，而院长恰好带着一群修女经过，她说，那不过是个死人罢了，从她身上跨过去吧。以及当一个修女在苏珊面前吓倒之后，苏珊便被塑造为了一个对修女心怀不轨的邪恶女子。再一次的他者化。“她与我们不一样”。事实上，这一种疯癫的土壤是幽闭的环境、病态的小社会以及人性的负面内容——只有一位修女愿意帮助苏珊，因为她的家庭是修道院的赞助人，她有选择不服从的资本。可是其他人呢？保持沉默，还是接受那一份不断扩大的恶意？当监禁者决定陪被监禁者“玩玩”的时候，监禁者还能走的出去么？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修道院的另一种疯癫则是基于爱。好吧，这里的爱需要分类讨论（巧合的是，这两种爱有时似乎是相互对抗的），让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种爱，简单的说，就是上帝之爱，或者说是宗教之爱。苏珊遇到的第一任院长就是此类典型，始终期待着与神秘的交流，与天主的交流，尽管形式是某种幻象。就像福柯早已揭示出的那样，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画面，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觉和谵妄的太虚幻境。过于严厉的道德要求，对拯救和来世过于强烈的热望，往往被视为造成忧郁症的原因。执念，这是天国之爱与疯癫相钩连的一个关键词。从技术上来看，西方宗教强调两种真理，信徒都不能逾越：一是客观真理（所谓宗教经典的真理）；二是主体的真理，信徒必须通过忏悔、自白的方式向神完全展现自己，从好处来说，这种自我管理的技术有助于实现自我完善，从坏处来说，它也为疯癫提供了形式。
“我有罪！”——这种忏悔实际上将力比多成功地转向了自身，为忧郁症提供了动力因素。尤其是两种驱力都十足强大的情况下，主体想要逃离这种循环是近乎不可能的，只能走向疯癫。所以与汉娜•阿伦特同时代的西蒙娜•韦依哀叹道：信仰并不是安慰，而是重负，是实践，是践行于矛盾、厄运与撕裂的苦行。
在这个观点上，苏珊在第二个修道院的遭遇同《伯纳黛特》的故事殊途同归。在圣厄特洛普修道院里，苏珊的待遇好了很多，这是一个气氛过分活泼的修道院，修女们都是“既没有主心骨又轻浮”的漂亮木偶（罗贝尔•莫齐语），苏珊以琴技与美貌让修道院院长如痴如醉，得到了她的宠幸，甚至暗中发展出爱恋的萌芽，却引得先前的宠儿泰雷兹修女争风吃醋，甚至像个小孩一样闹脾气。后来，在向神父忏悔的过程中，苏珊向神父坦白了院长对她的亲热举动，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联锁反应，院长也被“约谈”，然而始终放不下对苏珊的爱，结果是陷入了两种爱的夹击中，陷入了疯癫。在这件事中，苏珊的反应也值得分析，她既没有像院长那样受到强烈的教规的约束，也没有那么强烈地受到爱的吸引，所以才幸免于疯癫——这始终是一种恐惧，自从她进入修道院的第一天就看到大声说着胡话的发疯修女。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映射着狄德罗的态度：对一切可能导向癫狂的路径保持最高的警惕。同时也是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但是禁欲和爱欲的矛盾并没有被解决。伯纳黛特是一个比苏珊更虔诚的修女，在受到爱欲的感召时，她走上了另一条路径。巴托洛梅亚，一个活泼近似于卡门的姑娘，她点燃了伯纳黛特的爱（人间之爱），从而进入了无法逆转的螺旋。
“这个女孩是神送到我身边的考验吗？她是否需要爱与劝诫……”伯纳黛特陷入了思想斗争。
接着便是种种经典宗教幻象：当巴托洛梅亚想要在公共场合和她亲热的时候，伯纳黛特便看到令人胆寒的蛇群向她逼近，天主即时赶到，将蛇尽数斩杀；入睡后，她看到十字架上受难的人子邀她一同上十字架……并因此身上出现了“圣痕”。圣母像下，她跪倒在地，修女们跑过来的时候，她却发出了圣子的声音——分离性障碍的经典症状。伯纳黛特决定利用这些条件，有意无意地用碎陶片在身体上加深圣痕，最终让大家都相信她是奇迹的承载者，取代了试图阻挠巴托洛梅亚接近她的老院长成为新任院长。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步，疯癫与理性再也不是彼此对抗的格局，而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装疯”或是“利用疯狂达成目的”归根到底也是疯狂。
一切在地区主教前来调查的时候露了馅，伯纳黛特再次陷入危机。当巴托洛梅亚遭到严刑逼供的时候，她无能无力；作为报复，巴托洛梅亚将两人亲热的证据交给了主教——当真是卡门式的人物——而当两人最终逃出危机之后，她原谅了伯纳黛特，可伯纳黛特却“背叛”了她。她坚信自己就是圣母，近乎偏执地想要回到修道院去，故事在巴托洛梅亚的歇斯底里中结束，她无法抓住伯纳黛特渐行渐远的背影。
爱上苏珊的院长最终在两种爱之间崩溃，伯纳黛特选择了天国之爱，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当然有。显克微支笔下的黎吉亚选择就的是平衡之路。从黎吉亚的视角来看，不管是院长还是伯纳黛特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天国之爱注定要与人间之爱划清界限吗？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黎吉亚式的解决方案便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按照马克思•舍勒的方式去思考，把人间之爱视为天国之爱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准备工作，把天国之爱视为人间之爱的终极升华，那么黎吉亚的选择就可以理解了。“既要……又要……还要……”看上去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问题在于，大环境允许你做这种选择吗？
别忘了，伯纳黛特和苏珊在什么时代。而黎吉亚又在什么时代。信仰的整个发展史是一个纺锤形结构：开端是宽松的，黎吉亚式的“既要……又要……”是可行的；中部是极其压抑的，伯纳黛特与苏珊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末端迎来了启蒙时代的曙光后，似乎又变得宽松了起来，但那真的是与黎吉亚同质性的宽松吗？
不，我们迎来的是大禁闭时代的结束以及疯癫的去神圣化。疯人从修道院与精神病院中解放了出来，疯癫成为了被观赏的对象。泛娱乐化。浪漫化。前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一起涌来。《修女也疯狂》在真正意义上取代了《伯纳黛特》与《修女》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用欣赏《修女也疯狂》的心态来欣赏后两部作品。
所以在今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为爱情中的癫狂拍手叫好。因为我们深深地明白，爱情与癫狂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越是癫狂，越是深爱，不是么？
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只要有一个对象，疯狂的爱情就是爱而不是疯癫；而一旦徒有此爱，疯狂的爱情便在虚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
——福柯谈绝望情欲的疯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