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格物。《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朱注，至也；格物，穷极事物之理。

       文人也要穷极事物之理，说话才能通。思想不通比字句不通还要不得。

       杜诗：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五首》之三）

如此诗者是真能格物也。“竹翠”、“桃红”人人知，不算格物。“穷极事物之理”，理，文理、条理、道理。“交加”、“烂漫”是老杜格物也。“交加”便是“翠”的“理”，“烂漫”便是“红”的“理”。

       2、禅宗语录：“诸公只晓得‘格物’，不晓得‘物格’。”

       “格物”是向外的，“物格”是向内的然后再向外，万物给我们一种灵感。能“格物”且能“物格”，这样看东西、作诗，才能活起来。

       诗要有心有物，心到物边是“格物”，物来心上是“物格”。即心即物，即物即心，心物一如，此为诗前之功夫。

       3、诗的成分：觉、情、思。

       诗中最要紧的是情，直觉直感的情，无委曲相。

       一切有情，若无情便无诗了。河无水曰干河、枯河，实不成其为河。有水始可行船润物；然若泛滥而无归，则不但不能行船润物，且可翻船害物。诗中之情亦犹河中之水。

       思，思想，不是构成文学之唯一要素，而是要素之一。思想是生活经验的反响，生活经验是向内的，反响是向外的。诗的思想不是格言，格言是凝固的，是化石，不是诗。

       4、诗人有两种：一、情见，二、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陶公之诗除外。）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之中有哲理而不诗，便因其知解太多。

       诗中不但可以说理，而且还可以写出很可贵的作品、不朽之作，使千百年后读之尚有生气。不过诗中说理不是哲学论文的说理。其实高的哲理文中也有一派诗情，不但有深厚哲理，且含有深厚诗情。如《论语》及《庄子》之《逍遥游》、《养生主》、《秋水》等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但意味无穷（具有深刻哲理），而且韵味无穷（富有深刻诗情）。

       5、真实与真理不同，真实未必是真理，而真理必是真实，说理应说如此之理。

       6、陶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人或以为此句乃抬头而见南山就写出来，其实绝不然，绝非偶然兴到之作。人与南山在平日已物我两浑，精神融洽，有平时酝酿的功夫，适于此时一发之耳。

       7、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理服人亦非心服。说理不该是征服，该是感化、感动，是理而理中要有情。人受了感动有时没理也干，没理有情尚能感人，况情理兼至，必是心悦诚服。

       8、在不安定生活下也要养成安定心情，许多伟人之成功都是如此。无论多么热闹杂乱忙迫之事，心中也须沉静。孔子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造次”即匆忙之间，“颠沛”即艰难之中，“必于是”，心仍在此也。

       9、陆放翁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话非不对，然此语害人不浅。希望煮熟的鸭子飞到嘴里来，而天下岂有不劳而获之事？“妙手偶得”是天命，尽人事而听天命；“妙手”始能“偶得”，而“手”何以能“妙”？

       10、中国文字可表现两种风致：一、夷犹，二、锤炼。夷犹与锤炼的主要区别在弹力。锤炼之结果是坚实。若夷犹是云，则锤炼是山。云变化无常，山则不可动摇。夷犹是软，而其中有力。

       氤氲乃介乎夷犹与坚实之间者，有夷犹之姿态而不甚飘渺，有锤炼之功夫而不甚坚实。锤炼是清楚，氤氲与朦胧相似。氤氲是文字上的朦胧而清楚，清楚而又朦胧。若谓夷犹是云，锤炼是山，则氤氲是气。

       11、诗是女性，偏于阴柔、优美。中国诗多自此路发展，直至六朝。至杜甫已变，尚不太明显。至韩愈则变为男性，阳刚、壮美。“芭蕉叶大栀子肥”，“芭蕉”、“栀子”岂不阴柔？而韩一写则成为阳刚之美。

       唐宋诗转变之枢纽即在此“芭蕉叶大栀子肥”一句。

       12、人要以文学安身立命，连精神性命都拼在上面，但心中不可有师，且不可有古人，心中不存一个人才成。学时要博采，创作时要一脚踢出。若不然便处处要低一格。金圣叹说李白之《登金陵凤凰台》：“人说此诗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余叔岩唱得好，但其心中有老谭。学得真好，但如此，似老谭则似矣，却没有余叔岩了。杨小楼学叫天，而没有一手像他老师，这样才是会学的。

       老师喜欢学生从师学而不似师，此方为光大师门之人。

       读书不要受古人欺，不要受先生欺，要自己睁开眼睛来，拿出感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