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公元前150-前100年
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大汉和罗马都迎来了国家发展变革的重要阶段，汉武大帝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昂扬起大汉民族的脊梁，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使古罗马美好的“共和”成为虚幻。
大汉民族的形成
虽然春秋时期还有华夷之间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的困难，但经过春秋时期的思想准备，以及战国时期的混战，除北方偏远的地方外，在相对封闭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进行了充分的融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统一度量衡，文同书、车同轨等措施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西汉建立后，在继承先秦灿烂文化的基础上，除西域边疆外，在前所未有的区域内实行郡县制管理，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系，加之50余年“休养生息”带来的经济繁荣，所有这些都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富足感和自豪感，加速了统一的汉文化形成，并最终转化为一种身份的认同，从而使华夏与夷狄各族逐步融合成的一个全新的民族融合体——汉，并发展出中华文明独有的家国情怀。
汉武大帝的智慧
尽管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但公元前140年继位的汉武帝却面临内外两大难题。于内，高祖曾在汉初与众臣订下“白马之盟”，分封了大量刘姓诸王，后虽经历吕后打击，但依然势力庞大，以至于在公元前155年爆发“七王之乱”，对中央集权造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时常违抗中央政令。于外，“和亲匈奴”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匈奴人的袭扰，但由于得到了汉朝数十年大量“陪嫁”物资，匈奴的威胁已经到了无法再回避的地步。这两大难题中，先行“削藩”很可能重蹈景帝的覆辙，所以汉武帝决定先北征匈奴，一是可以集举国之力打击匈奴，二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藩王的兵马集中到自己国家手里。因此，汉武帝把打击匈奴列为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虽未能达成与大月氏结盟的初衷，但也大致摸清了匈奴人的实力。
卫青出击的意义
汉武帝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张骞，一方面于公元前135年派兵入蜀灭夜郎国、开拓西南；一方面于公元前133年在马邑设伏，虽因走漏消息未能成功袭杀正欲南侵的匈奴，但公开表明了大汉王朝“不再忍耐”的态度。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分兵四路正面迎击南侵的匈奴，虽只有卫青一路取得了“奇袭龙城”的胜利，但坚定了反击匈奴的决心。公元前128年至前127年，卫青先是击退南下的匈奴，后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连败白羊王和楼烦王，完全控制水草肥美、形势险要的河套地区，筑朔方城，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而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公元前124年后，汉军又多次主动出击，连败右贤王等部，将匈奴驱逐出漠北草原南部。
推恩令无声削藩
公元前127年，在大败匈奴的捷报声中，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开始实行“推恩令”，名义上是广施德惠，实际上是为了分化削弱各诸侯王的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地位与县相当。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个别诸侯王虽然洞察了“推恩令”的真意，无奈军队都被汉武帝抽走、只能屈从。但汉武帝想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进一步规定“酌金令”，要所有诸侯必须每年献出一定量的黄金作为祭祀宗庙的献祭，违令者将受到削爵等严惩。如此下来，大小诸侯纷纷自行瓦解，以至于到了三国时期，身为“皇叔”的刘备只能靠卖草鞋卫生了。与此同时，汉武帝通过设刺史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通过国家专营冶铁、煮盐和酿增加中央财力；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巩固皇权。所有这些都为大汉帝国的崛起和外战匈奴提供了坚实保障。
寇可往吾亦可往
统治地位得到彻底巩固后，汉武帝以“寇可往，吾亦可往”的豪气，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主动出击，率军北进两千多里，大败匈奴左贤王，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重臣，夺取河西走廊；公元前119年追杀至今蒙古国境内，在狼居胥山上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此战过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后，汉军公元前109年远征朝鲜半岛，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设郡置官，到公元前108年，破车师、伏楼兰，基本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其赫赫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一个“少”字彪炳了汉武帝除辉煌的盛唐和“腐朽”的大清王朝之外，对现在中国版图做出的巨大贡献。公元前101年，为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但所获甚寡、所失极重。此战也成为汉武帝后来“轮台罪己”的主要原因。
当大汉王朝在变革中取得对匈奴作战转折性胜利的同时，古罗马共和国也经历了两场流淌鲜血的改革，但最终只是为独裁者出现和国家向帝国过渡埋下了伏笔。
鼎盛中的古罗马
公元前148年，为永绝后患，罗马人将北非迦太基夷为平地，代之以土著柏柏尔人的努米底亚王国。公元前146年，宣布在整个希腊半岛实施行省管理。至此，在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和四次“马其顿战争”战争后，罗马人的势力南达北非西部、西抵西班牙、东吞希腊半岛。而此时北非东部的托勒密王朝和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已在争夺叙利亚的战争中耗尽了力气，对于罗马人的强势崛起全无还手之力，托勒密王朝更是依靠罗马人的支持，才勉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古罗马共和国距离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只有一步之遥。但在地区管理上，古罗马共和国实行所谓的“行省制”本质上就是分封制，且明显带有奴隶制社会的烙印。行省省长与部落首领相似，有着绝对的权利。在对行省的管理方式上，共和国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亚平宁半岛和希腊等地区的行省对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大义务就是纳税。罗马只派出总督掌握军权和司法权，另外派两名官员负责收税；其它事物全由当地人自行管理。而一些“蛮族”地区甚至直接成了军事将领的私人财产。因此，绝大多数被古罗马共和国乃至后来古罗马帝国征服的地区，经常处于失控和高度地方自治中，并最终为古罗马帝国的最终分裂埋下了祸根。
格拉古兄弟改革
由于对外连年征战，阵亡的士兵和破产农民的土地被贵族大量兼并，侵略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奴隶代替了之前的小农经济，导致很多穷人无业可做，无法养活自己，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罗马贫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公元前133年，格拉古兄弟中的提比略出任人民保民官，意图推动以限制每个土地占有者最大土地数量，多余的交由国家重新分配的土地改革。但因触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被贵族唆流氓杀死，尸体抛入第伯河。公元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当选为保民官，再次推动土地改革及其他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一度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当他提出殖民法和公民权法时遭到了普遍反对，3000多人在争斗中被杀害，盖约也在被俘后自杀。一位罗马历史学家因此写到：“此后的内部纷争便用剑来解决了，在此以前却是用协议解决的。”古罗马共和国的原始民主开始失去存在的基础。
朱古达战争影响
努米底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原本由两个部落组成并臣属于迦太基。其中一个部落由于在“第三次迦太基战争”中选择支持罗马人，而在战后建立努米底亚王国，取代迦太基成为地中海强国。公元前 113年，朱古达在王位争夺战中，杀死了对手和一些他的罗马支持者。公元前 111年，罗马向朱古达宣战，史称“朱古达战争”。但罗马元老院派往非洲的远征军将领一再被朱古达收买，甚至与其签订了和约。朱古达在被带到罗马作证时，竟在收买了某些元老院贵族后毫发无损地离开了罗马，甚至还杀死了一个躲在罗马的政敌。临走前，朱古达鄙夷地说：“如果能找到买主，我甚至能卖掉这座城市。”元老院的声望彻底跌落深谷。持续6年之久的战争，直到马略出手才告终结，朱古达被俘后被押往罗马处死。
职业军人的出现
两次格拉古改革的血腥和连续军事失败及腐败丑闻，使贵族元老院在民众中的威信急剧下降。公元前107年，平民出身的马略在士兵和平民的支持下当选执政官，次年偕部将苏拉进军非洲，公元前105年赢得“朱古达战争”的胜利，也因此奇迹般地六次当选执政官，直至公元前100年才在贵族们的咒骂声中黯然隐退。执政期间，马略对军队进行了历史性改革，放弃只有能够自己配备武器的自由民才能参加军队的做法，公开招募破产农民，并向他们承诺可以在战争后分享战利品，在服役20年后可以得到养老金甚至自己的土地等，成为古罗马职业军人的开端。但这一改革虽然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彻底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以至于共和国后期，军队对将领的忠诚更甚于罗马，也因此导致了共和国后期军事独裁的出现，以及由军事独裁导致的古罗马共和国向古罗马帝国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