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年，宋神宗熙宁三年。大年初一这天，帝国的副宰相王安石带着酒后的醉意和身处权力巅峰的快意，提笔写下了《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因其节奏轻快，意气豪迈，既富有生活气息，又具有哲理意蕴，就连乡下的黄口小儿都能倒背如流。《元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

        新桃换了旧符，新的一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也跟着开始了，一切，都变得令人目不暇接。这是血气方刚的宋神宗励精图治的开始，这是王安石苦苦等了几十年的大事，这是北宋王朝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事实往往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变法，很快变脸，最终失败了。王安石也身败名裂。

        北宋，人们认为正是熙宁变法使得天下大乱，若没有王安石，何来靖康之耻！王安石跟童贯、蔡京一样，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奸臣，万死不足抵其罪！        

        南宋，大文人罗大经对王安石更是嗤之以鼻：“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整个宋朝有两个罪人，一个是王安石，导致国家分裂；另一个是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明朝，《三言二拍》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的王安石。书中说，宋朝百姓喂牲口食物，都是这样叫唤：“啰啰啰，王岐公吃食；来来来，拗相公吃米。”

         好臭的一个名声！其实，变法前王安石这个人曾任地方官多年，历经摔打，晓畅国政民情。兼之他诗词歌赋独步文坛，既不贪财好色，又不以自身荣誉进退为意，因此，独享天下大名三十余载！然而，一场变法，却使他身败名裂，近千年后才侥幸得以翻身。其中缘由，前人之述备矣，而我独以为王安石变法中那些超越历史的思维，才是其身败名裂的关键。

        理财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的，重要的措施很多。青苗法  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免役法  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方田均税法  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以内藏库钱187万贯作本，控制商业……

        王安石的思路是对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的财政来源做一次破坏和重建。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扶助中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的发展。他想通过做“增量”，来实现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战略构想。

        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都实施重农抑商政策，但王安石从全国理财的角度发现发展工商业对提高国家收入大有好处，因而有意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王安石变法“讲商贾之末利”，实则极具超前性。众所周知，近代的资产阶级靠的就是工商业起家和强大。现在的人们更是言必谈工商之利，你如果让他脱离经济利益谈问题，他肯定认为你想耍流氓。

        但王安石时代，他的政敌总是以沿袭千年的传统经济观念来评价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谬误与荒唐。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的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定量，而所谓变法，无非就是把社会财富从一个口袋“变”到另一个口袋里。这个过程中，有人有得，必会有人有失。政府财政上去了，国库充盈，就必然意味着民间财富的被掠夺。

        无论文坛还是政坛，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属于北宋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法之争，二人也很可能是一辈子的挚友。

        司马光极是欣赏王安石。在王安石初行新法遭到众人围攻、弹劾时，司马光极力替他开脱。御史中丞吕诲曾怀揣弹劾奏章，一口气罗列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指责他：“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司马光看了之后，对其激烈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此论着实冤枉了王安石。但随着新法实施，司马光越来越发现这场变法的本质：让天下所有人都“兴利以聚”。而张口闭口谈钱，更是圣贤眼中的“鄙事”，属于“浅丈夫之谋”。于是，耿直的 司马光站到了王安石的对面。

        在北宋皇权统治的封建农业社会中，王安石的这一治国理念注定不会有真正的知音，更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

        隋唐以来的诗赋取士，也为宋初所沿袭，这使文人墨客晋身的机会大增，却使那些能够通经致用、臻于治平的人才常被埋没于草野，无法走进更深更高的政治殿堂。王安石因此大刀阔斧地改革科举制度，提举经义局，以经义取士，一改隋唐以来确立的诗赋取士制度。他是要为国家培养能够经世致用的实用型干才，而非仅仅出产满腹诗书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不懂柴米油盐醋的清高才子。这一点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想清楚 ！

        王安石是高看君主们实施科举制度目的了。开始时，门阀制度严重地影响了皇权，隋唐帝王们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和门阀力量相抗衡，于是他们就想到了用考试的办法选拔寒门学子进入权力中心。唐太宗的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感叹只是说明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至于，科举制度在当时的其它正面影响，只不过是它的附加作用罢了！

        到了宋朝，其实也面临和隋唐差不多的问题。宋朝庭的国策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打造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和武将们相抗衡，而不是需要什么真正能够通经致用、臻于治平的人才。实用型干才有能力也会有思想，这是王朝的统治者所害怕的。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更说明了这一点。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材论》，提出了成体系的人才观。其中“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的根本性论断；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的忧患，不担心人才不多，只担心在上位的人不追求人才。因此，王安石变法，唯一没有动的就是北宋的官僚机构。因为他相信需求会产生供给，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肯定会为变法提供大量人才。

        现在的人都知道：需求会产生供给，也会产生骗子。有人想长寿，就出现了很多气功大师；有人想不劳而获，就有传销老鼠会。王安石的这个思想太超前了，放在现在也是太超前了，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想法放在什么时候不超前，放在北宋就更不用说了。

        变法的需要没有产生大量的优秀人才，反而培养了大量的贪官污吏。以青苗法的实施为例，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这本是一件好事，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法是良法、吏非其人”。很多好的改革思路，因为缺少一支好的队伍，在执行的过程中严重扭曲、变形。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他在《千秋岁引》中写“秋景”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在词的下阕，他用了两个“无奈”，一个“可惜”。

        这是一个曾经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扭转了历史走向的大政治家，在烈士暮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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