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孙过庭写的《书谱》里的几个主张对大家学习书法的误导。
推崇王羲之，贬低王献之。
《书谱》中描述“谢安索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于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于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此段落中用谢安与王献之的对话引入，然后结论：子敬之不及逸少。显然是不对的，谢安与王羲之一样，都是“善尺牍”，既然善尺牍，那么这个概念的外延就是其它不是很精通，自然在“大草”方面也就认识很有限度了，首先是谢安在书法上不如王献之有高度，自然不能理解王献之书法见解，特别是大草方面就更不能在一起交流了，毕竟谢安不善大草，其实这也与孙过庭不善大草有关系，孙过庭本人也只是善小草，所以对于大草的空间打开方面是很有思维上的“壁垒”，其实这个话是轻易不能讲的，容易招来谩骂，正如刘洪彪先生曾说过，在形式章法上今人已经超过古人了，只是今人不好意思说而已！我私以为刘洪彪先生说的对，而且他还说“今人尚式”，与古人尚韵、尚法、尚意、尚态来并列，应该是很有想法的。再说即便是在“感性”上我们不如古人，但在“理性”和眼界上应该我们是比古人有优势的，古人苦于各种阅读的限制，很多资料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通过百度没有找不到的资料，所以在“眼界”方面我们应该是要胜于古人。
再者孙过庭说“胜母之里，曾叁不入”，这又和书法有什么关系，因为是父亲的缘故，所以在王献之大草超越了王羲之以后，也迫于古时礼教的束缚不能讲客观真实的事实，显然对书法的认识和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很容易误导了书法的客观学习。
书谱中还说，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这段的观点也是不严谨的，甚至是有错误，孙过庭说张芝善草，钟繇善楷，二王羲之兼善。怎么能这么说呢？王羲之写的草书和张芝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小草，一个是大草，怎么能用“兼之”，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尽管小草接近了大草，但毕竟在空间的打开上不可同日而语。
孙过庭的书谱理论在小草、行书、楷隶的范围内还是很有见地的，论述也非常有高度和深度，如果说在这个范围内说王献之不如王羲之是很有道理的。但对于大草方面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能迷信大草上没有建树的专家，容易被误导，大草方面王献之是要超过王羲之的成就。而且后人学习大草也大都向王献之学习。
近代如果没有高二适先生的据理力争，我们在对魏晋时期的书法状态就被郭沫若的言论给误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