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母亲从老家过来，便是跟我住在一起。带带孙子辈，做个一日三餐，收拾屋舍，我便清闲省事多了。母亲通明事理，哪儿需要，迁徙哪里，从未有过水土不服居住不适的抱怨。只是，这些年，偶尔会觉得出她的寂寞，聊到庄子里的老老小小，母亲总是很兴奋，像斗笠里倒出豆子，前屋后舍的芝麻事儿咯嘣嘣地朝外滚。道路修的平整后，回老家的次数也越发地多了起来。逢个周末，天晴人闲，就会调头问父亲：骑个车，回屋看看？一去，一个整天。我想，有什么好看的？破砖残瓦的！母亲就回一句：你二婶娘在家呢！
说起老家，老家也真是没什么人了。几次的洪水摧枯拉朽，田舍路埂冲得断裂，便将村里年轻人几近撵到了街镇上。留下的，就是稀稀拉拉七老八十的几个老人，守着残垣，守着断壁，守着西沉的落日和枯干的河塘。曾经风光无限的八一庄子像老蛇蜕的皮，褶皱纠葛，软塌塌地缩在圩区的墩子上。
其中，没有撤离的，就有一个二婶。两个堂哥早就在街上安了家，新屋落成的时候，二婶拗不过，加上也新奇，跟随了来。住了两天，受不住了，闹着要回家：这天天广场舞蹦呀扭呀，我像云端里呆着了！回！大嫂不让：这哪行？留你一人住破屋，有个短长，会遭人骂的！二婶耐着性子熬着，瞅着街上打牌的闲人唠叨：都这么甩大袖子，天上掉鸟屎，还要用嘴接的住哦！一天楼下的广场舞教新曲子，搞到九点多还未歇，二婶开了窗户，一声吼：去你妈的鬼个日的！一盆水便从四楼兜头倒下。过后二婶窃笑：瞅着呢，泼不到身子上，吓一下！半夜不歇停，吵死人了！即便如此，第二天，铺盖一卷，还是回到了三间土坯房里。在老家的二婶继续拾掇着菜地，养些鸡鸭，南瓜藤牵上了隔壁的断围墙，村里残破无人居住的房舍多，她东屋子里关鸡，西屋里关鹅，像个地主婆似的，审视着她的领地，倒是轻松自在。喊她进街，她粗着嗓门：还没老呢！
年轻时的二婶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长脸，个子高，身胚大，二十八岁才嫁给二叔。听说，是因为爹娘去的早，她在家张罗两个弟弟成家后，才打发了自己。就这年龄，好像成了短处，村里妇人吵架起来，经常听到被人拎起来笑话一番。但二婶不弱。能说，会道，俗语俚言，张口就来，怼起人来，像武功深藏不露的高僧，轻描淡写处，对方气血散尽。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她吵架。吵得那是一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记得有一次，不知为田缺，还是为屋基，总之，有个妇女吵到二婶家跟前。对方拍掌，跳脚，指鼻子，嗓音破裂嘶哑；二婶坐在兀凳上，搓揉着衣服，一件一件地捯饬干净，时不时抬起头笑眯眯送对方一句，时不时又送一句。声音不高不低，动作不缓不急，句句七寸，句句扎心。我只记得那个场景：一方排山倒海，声嘶力竭；一方气定神闲，不躲不闪。最后，二婶家务干完，声不哑，气力全；对方软瘫着由家人扯拉着回去。看得当时的我目瞪口呆，引以为奇！
二婶没读多少书，却是一肚子故事，蛇仙鬼怪，山里灵异，家族逸事，掏不完。这故事便把我们几个姐妹浸润大了。夏天的晚上，锅碗洗刷完，身子咂洗清，蚊子撵了，猪圈关了，二婶就会摇着一把蒲扇晃到我家门前的梧桐树下，跟母亲开始摆起龙门阵，说起她肚子里的新鲜事，鲜活而有趣。母亲和二婶都来自较远的怀宁山里，娘家离得近，共同语言多。加上家境近似，更是咀嚼起来，有着劲头。我们小孩子多是躺在竹床上，二婶和母亲左右张大胳膊划绕大地盘，扇着风，撵着蚊子，就着闲谈，直至月上中天，天凉如水。我最喜欢的是她说得“杨伊利”的故事，类似如僵尸系列的。神秘，稀奇，惊险，凶残。二婶说得有头有尾，每天不重样，像汩汩的泉水，冒不完。夏日的夜晚，月弯弯，暑气燥热褪尽，虫鸣在墙根唧唧细碎，二婶的鬼故事像写在白布上的画，清晰而分明，透着瘆人的冷光。常常下半夜里听完，浑身冰凉，不知是因为故事，还是因为夜露。我常常缩着臂膀，不敢轻易动弹，更不敢看家里漆黑的门洞，生怕走出个怪物出来。
那个时候的二婶性子慢，做什么，不争，不抢，悠悠地，庄子里人给她起个外号“老憨”。母亲总是说起个笑话。大生产的时候，集体出工的妇女们被分配拔秧苗，工分是按各人的秧把子计算的。妇女们多是起得早，天没亮，就下田抢活干。二婶总是在日上三竿头，搞清家里杂事才拎个秧草绳子出门。田间地头一看，秧田已是被“藩镇割据”了，一人圈了一块，身子后面都是齐刷刷的扎好的秧把子，立在水田里，骄傲地向着二婶示着威。换成别人或许急眼了，二婶转了一圈，见没自己什么事的样子，又背着手晃悠悠回了：没有了啊？好啊。回家再睡一觉去……母亲每每说着，啧啧称奇：怎么照着呢？怎么照呢？我些个，做不到的啊！二婶就道，急也一生，慢也一生，晃晃悠悠赚一生。后来，分田到户了，二婶常常笑话母亲：你是长工户呢，你长的工呢，给你了啊？
二婶在老家过，成了母亲在老家的眼线。村里娶嫁添丁，农合社保，抽塘鱼，挖沟渠的事情，二婶都会攒着，等着母亲回去，一起唠嗑。若是老人去世，她比当事家人还操心，早早打电话给母亲，回去帮着操办应承。这些年，陆续地走了不少老人了，二婶的老房子周围渐渐地空落，没一点生气，晚上关了灯，静寂地像沉在水底。前年又是一场洪水，一个月后才退洪。想想圩区的惊险，雨水季节的焦急，二婶腿脚渐渐不灵便，经济好的堂妹便在街上买了一套二居室给她，有个哥嫂们的照应，也少了小字辈的喧吵。今年进了新房，二婶就算彻底从那土坯房子里搬离了。她一个人寂寞，街上的吵闹总是不可避免的，她便常常摸进校园，跟母亲说说张前李后的事。有些事，我也已是听过八百遍，每次说来，二婶都会瞪大眼睛，闪着初次述说的激动。母亲倒是高兴：来了好！多个说话的，快八十的人了，住那荒荒地方，脑热头疼，也没人知道！
我知道，这话，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一天，早读课回家吃早饭，竟然发现二婶已经来了。天亮的早，她一个人，张罗习惯了的人，一朝清闲，着实无所适从。她坐在圆桌边，端了一碗稀饭，边吸溜着，边看着母亲给侄女扎小辫子。母亲弓着背，一绺一绺地挑着。二婶幽幽地说，我过来了，村里真没人了！社教那个小孬子也被送进养老院了，不久就会糟蹋没了呢………社教是庄子里一个脑子不灵光的人，人傻傻的，整个白果乡里出名。谁家有事喊一声，都会下死力气的帮忙。二婶在老家，他会搬挪来周边的奇闻异事，二婶也就解了闷。他二十多年没见过我，有一次在街上偶然碰到，他竟然会嘻嘻笑：这是巧飞呢，哎，是巧飞呢……二婶伤感着社教，也是在伤感着自己。
我听着，看着，看着日光灯照着她紫红的袄子，泛着光泽，满头的乌发已是转白，年轻的张力和闲淡都成了脸上皱纹褶子，藏着深深的落寞和寂寥。她真的老了，母亲也真的老了。
我的村子，彻底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