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细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

阿细跟着爸妈搬到我们镇上的时候才三岁，那年冬天极冷，她缩着细嫩的脖颈，摇摇晃晃地独自踩着积雪。而我心安理得地窝在爸爸的怀里，看着她鞋里的棉花吸满了水，就像她沉甸甸的眼睛，装着两颗凌晨三点的月亮。

但这样的一双眼睛，看不见春日里飘摇的柳枝，看不见夏天满世界大摇大摆的青蛙，看不见秋天娇俏的落叶，也看不见冬天茫茫雪地中幸存的一株嫩芽。

老天爷跟阿细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把她眼前的世界，全部褪成了灰黑色。

我们从三岁起，一同长大。镇上同龄的女孩不多，我和阿细就成为了彼此最知心的朋友。到了上学的年纪，她每天早早地起来，站在我家赤色的铁门前叫我的名字，声音里有一种很薄的无辜。我从不知道，当我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地拖着腔调念课文的时候，阿细都在做些什么。只是等我迫不及待地冲出校门，总能看见她不偏不倚地站在那棵老榕树旁边，一脸期盼地等着我。

我妈常常叹气：“阿细啊，就是命不好。”这话没错，可她总是让我很恼怒地加上一句：“你还不好好学习，你看阿细，她那么可怜，还总跟着你一起背书，你怎么就不能懂事点呢？”每次不等她把话说完，我就扭身跑远了。我讨厌她这副样子，虽然我知道她没有一点恶意。

幸福的人，总是要时不时地去回味一下别人的痛苦，然后才能更加心满意足地过自己的日子。

阿细的爸妈感情很不好，经常能看见他们旁若无人地搏斗，仿佛他们生活里的全部热情，都来自于彼此仇恨。因为眼盲，阿细也没有资格跟我一起上学，我笨拙地教一些诗词，她却记得比我还快。老天爷终归没有太不近人情，阿细愈发清丽，像是春风里的一捧山兰，我们一起去镇上的戏园学昆曲，她的身段和唱腔，让严厉的老师傅们都交口称赞。阿细爱极了《牡丹亭》，最常演的，是第十四出《写真》。

“轻绡，把镜儿擘掠。笔花尖淡扫轻描。影儿呵，和你细评度：你腮斗儿恁喜谑，则待注樱桃，染柳条，渲云鬟烟霭飘萧；眉梢青未了，个中人全在秋波妙，可可的淡春山钿翠小。”

我总是偷懒不愿意练功，就泡一杯茶，坐在戏园空地的石桌上，撑着脑袋看她。起初是我怕阿细寂寞，才拖着她来学些琵琶古琴，没想到她倒是陷在了里面。她唱完，额头已经有了一层亮晶晶的薄汗。“哎阿细，你这一出自恋的杜丽娘演的最好，简直以假乱真！”我忍不住打趣她。阿细从来不会生我的气，只是循着声音冲我的方向轻笑着骂一句：“胡说什么，这哪里是自恋啊？”她的神情让我觉得，她是看得见的，只不过那些长驱直入涌进她眼睛里面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光。

我们的镇子已经很破旧了。墙面剥落了很多，大片大片的爬山虎理直气壮地盘踞着，至于引来各式各样的虫子，它们一点儿也不会不好意思。十六岁那年，我终于攒够了钱，赶在阿细生日的前一天，送了她一台收音机。

每次放学的时候，我们总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小孩子们，手拉手商量去谁家看《西游记》。电视机对于这座小镇，是一面毋庸置疑的、象征身份的旌旗，阿细路过那些欢声笑语的窗台时，总会略微停顿一下，身体侧过去，似乎想听得更清楚一些。我却没有她那样喜欢，从方方正正的屏幕里蹦出来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让我无措而害怕。

但我知道阿细迷恋。她还是那样温柔，还是那样轻声细语，还是身段袅娜地给我唱一出《牡丹亭》。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也在一点一点地挑起她血液里的不安分，让她随时随地，都带着一种只有我能看出来的、杜丽娘似的奋不顾身。

阿细很喜欢我的礼物，几乎是不离身地带着。戏园里有时收不到节目，她就摸索着爬到二楼的天台，心满意足地把收音机贴到耳朵边上。楼底下师傅们还在练嗓，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两只耳朵灌满了不同的声音，此消彼长，让我的坚强都变成了虚张声势。

十七岁的阿细，在我的陪伴下，已经能够写出很多字。她小心翼翼地，总是用一把尺子压着信纸，比着每一行，整整齐齐地码下来。看着她虔诚的模样，我不自觉地感到心酸，又有些不可思议的沾沾自喜——为自己似乎对抗了这无情的老天爷。

我同大多数的小镇女孩一样，念完了高中，开始在杂货铺里跟着爸妈卖东西。日子琐碎地让我有些茫然，白天忙着应付着各种人和事，一半清醒一半糊涂似的，也就懒得再去想什么，但一到了阿细面前——无论是她细寥寥地小声唱杜丽娘，还是她神情笃定地介绍喜欢的播音员——我就非得去想了。

十八岁的我，能够叫上小镇里所有来买东西的小孩的名字，见上喜欢的，就轻车熟路的地摸出一两颗水果糖塞给他们。这一招一式，都是跟着小镇走的，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我就变成了什么样子，没有反抗，甚至还有些添油加醋的意味，于是这样的生活，就愈发声势浩大起来。

阿细做了第一个逃离的人。

十八岁最后一天的阿细对我说，她要离开这里，去找一个只在广播里听见过声音的男人。她给我看他们交换过的那些磁带，我熬炼在生计里，沥干了我的心，竟不知道她已经攒了这样的满满一盒。

阿细的声音本就甜润，在磁带里一圈一圈地转，敛着眉目，却又疯狂地剥开了一整颗天真赤诚的心。那个叫做易嘉言的人，竟霸占了我的位置，对阿细的人生全盘接收，他所有自以为是的见识，在我听来都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凶音。

“阿细，你找不到他的，他那么远——”我向来不善言辞：“你又看不见……”

“南南，你不是我，你不会明白。”阿细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挥霍的决绝。

“阿细，你爸妈不会同意的，你走不了的……”我一如既往地嗫嗫喏喏。

“南南，你以后结婚，要过那种相爱的日子。”她答非所问，侧过头去听窗外面，一群调皮的小孩在花园里面拔那些野草，柔弱的茎叶恋恋不舍地发出近似于哀鸣的脆断声。然后她转过来冲我笑：“不要和我爸妈一样。”

“阿细，你要怎么办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要哭出来。

“南南，我有办法的。”

那一天我们说了很多话，我却再没敢去问她，到底有什么“办法”。阿细和我的生命从三岁起几乎重叠在一起，但我竟不知道，这底下还藏着那样多的无可奈何。她靠在窗户边上，捧一杯早已经凉透的茶，絮絮地跟我讲些她悉心积累的细枝末节，十八年的光阴，终于还是瞒着旁人酿出了什么。我本应该早就看出来的，可是她的生长浸透了周遭的一切，她用来写信的尺子，她唱昆曲的那套水红绣金的戏服，她学着杜丽娘的一颦一笑，她湿润的手心里珍宝似的收音机，这些脚步从我的心上细细踩过，我浑然未觉，也不敢发现。

“南南。”天黑了，她一只脚跨出杂货铺的门槛，叫着我的名字停下来，却没有回头：“你和我做朋友，你对我这么好。南南，是不是因为在可怜我？”她瘦削的背影，殷切而绝望地等着我的回应。

我的眼泪几乎是立刻从胸口逼上了眼睛，哽着喉咙半晌：“阿细，不是的。”我为我的迟疑感到羞愧，也有些难以启齿的愤懑，不知是因为被怀疑，还是被拆穿。

她纤细的脖颈消融在暮色里，然后笑了一下：“好。”

阿细用了她的“办法”，在十九岁的春天离开。我爸妈说，阿细学足了杜丽娘。我忽然想到，戏园是我带她去的，可我连一出《牡丹亭》都唱不完整；收音机是我送给她的，但我却畏惧里面传来的张牙舞爪的声音。我才发现，我一早就明白了阿细，但我指望着能用这些物件，让她和我一样慢慢地埋在这座小镇里，我终于能够承认，那些深藏在心底的妒意和恐惧。

我去看阿细，她正在家里收拾东西，额前掉了一缕头发，摇晃着满屋子的阳光，我从她身后叫她。她摸摸索索地从桌上递了一个盒子给我，我打开看，是她扮杜丽娘的那套衣服。

“阿细……”

“南南。”她出声。

我终于知道了那个“办法”的代价。她喑哑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凿子，在我身上敲出无数个洞，把那些滚烫的血泪源源不断地抽出来。“南南，我唱不了《牡丹亭》给你听了。”阿细伸手来摸我的头发：“不过我会给你写信的。明天不用来送我了。”

我除了点头，再也做不了什么。我的阿细，她把从戏里面学来的不顾一切，悉数用到了自己身上，她丢了这把嗓子，可她比谁都还要像杜丽娘。我胡乱抹掉那些眼泪，却止不住它们争先恐后的架势，是为了阿细，也为了一点经不起揭底的隐秘。

阿细走的那天很平常，小镇上的人都约好了似的不去提起，只有那些毛头毛脑的小孩子跑到我杂货店的柜台前，用他们还够不到柜面的胳膊扯我的衣服：“刚刚来了一辆好大的车，红色的、亮亮的，阿细姐姐坐上去，它‘突突’两声，就开跑啦！”我笑着低头揉他细细软软的头发，扭过身体要给他拿糖果，却掉了两颗眼泪。

没有阿细的日子，我越来越糊涂，起初的那一份清醒，我因为不敢想，就真的再也想不起来了。小镇的天空一直是那个样子，被孤零零的电线切割成大小不一的方块，飞鸟的身影都是破碎的，街上叫卖麦芽糖和桂花酒的吆喝也是老声音。我还是常去戏园，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跟师傅们学着唱些《长生殿》，或是《玉簪记》，只是再没演过《牡丹亭》。

在我以为大约不会再有阿细的消息的时候，收到了她的信。她离家的第三年，春节热热闹闹地来了。我避开了家人，煮一小锅红豆沙，在细细绵绵的翻滚声里，看她给我寄的照片。阿细站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面，一望无际的背景让她看起来那么弱小，裹着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却还是笑着的。她瘦了，周身都是陌生的异国他乡的气息。我翻过照片，她写了一段话给我，神采四溢，再也不是小心翼翼地用尺子比着的痕迹了。

“南南，我很好，你放心。我走过了很多地方，遇见了很多人。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的样子。南南，或许连我们自己，都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我把这张照片死死地压在胸口，窗外的灯光越来越稠密，把那些喧嚣推到我的身上，我忽然间热泪盈眶。

阿细，我想再见你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