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想过，引发我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和儒家思想全面反思，认识上发生颠覆性飞跃的竟然是一本金融学著作。就是陈志武老师的《金融的逻辑》。
去年准备考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时候读了这本书，这本浩瀚的金融学著作开篇便道出了金融的本质，分资本、金融、股市、文化等几大板块，各自梳理贯穿在其中的金融逻辑，通过对比中外历史，分析金融对历史重大事件和走向的影响。立意宏大，角度独特，打开了我开眼看世界的另一扇窗：金融，并且从这个角度看出去，才发现看到了以前从未触及到的本质。该书堪称中国的《国富论》毫不为过。
其中对我而言，最具震撼力的是最后一部分：文化的金融学逻辑-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孝道文化的终结。我们都认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分析文化现象的时候容易脱离经济学原理，陈志武老师正是将二者重新联结，让我看到了当今中国式家庭关系的本质。
在旧社会，家庭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另一家的等等，相互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金融的逻辑》）
几句话道破祖祖辈辈口中“养儿防老”的经济本质。
《弟子规》正是儒家三纲、五伦思想的集大成者，“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这些看上去非常不“人性”的话语正是树立了一个顺应这种经济体系的非人格化的典型，不服从长辈意愿的人即为全社会谴责的对象，这种文化阉割了个性和创造力，但是“保证了家族里长辈的“投资”有“回报”，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经济机制顺利运行。”试想一个大家族，如果不强制一个长子听从长辈意愿接管家族作坊，那么这个作坊可能后继无人，后继无人的话这个退休的家长可能就没有收入，或者不能控制收入，那么可能面临老无所依……所以，这种秩序在经济不发达的旧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
当今社会，金融发展突飞猛进，工作有保险、买房有贷款、生病也有医保、养老有退休、普通人也有多种投资渠道，创业途径更加多种多样。即使平常生活小事，也有多种工具解决，比如搬家，我们不会再发动周围的同事、邻居，手机上随便一个搬家APP都能做到。结婚随礼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养育孩子也有月嫂和保姆帮助。上述孝道文化迅速失去土壤。但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实在是根深蒂固。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脑袋里可能装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价值体系，相互无法兼容。
目前社会，新生家庭基本由70-90后组成，原生家庭由40-60后组成，后者大部分还没有脱离上述孝道文化深刻的影响，前者追求自由，向往简单清爽的家庭关系。这正是许多家庭矛盾、婚姻悲剧的源头。长辈试图用旧的思维惯性控制晚辈，会因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放弃2000月薪的公务员工资去创业而痛哭流涕。会时刻干预次生家庭从大到小各种决定。更有甚者，会拒绝次生家庭健康发育，要求次生家庭承担家族经济重任。可同时他们又渐渐发现，晚辈不听他们的建议好像过的也很好，各行各业都可出精英，保姆行业发达，也不需要他们帮助育儿，晚辈经济压力也很大，好像无法帮助他们养老，还有移居另一个城市的、移民国外的。更加难以承担起上述的精神互助和经济互助……于是他们惶恐、不安、觉得没有安全感、不被孝顺、不被需要。越不安越要抓住什么……年轻一代越想逃离……
许多不幸的婚姻也是由此而来，夹在“父母与妻子”之间或者“父母与丈夫”之间的可怜的年轻人，不知道该怎么站队。“我”到底属于那边？不依从父母好像“不孝”，不依从伴侣，又难以维系婚姻。这其实就是上述思想不兼容产生的乱码或者黑屏现象，两代人的价值观都在摇摆，都觉得自己即对又不对，不知道如何选择。这个摇摆的过程在中国大概还得持续几十年，几十年后所有人大脑里的程序应该会大体能兼容，至少做到能够互相阅读。
这里要注意的是。孝道文化失去土壤意为经济大力发展之后，金融工具代替了家族的隐性“金融功能”从而不需要“孝道”来强行维持秩序。并不是说子女不需要爱戴长辈，不需要对长辈好。此“孝”非彼“孝”。恰恰相反，当金融工具承担了部分家庭责任后，亲人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变得更加清爽才对。有金钱的干扰，很多亲人间会产生猜忌、嫌隙，所以从前那么宣扬儒家思想，为什么总看到亲人间为利益反目成仇呢？当金融体制来承担个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时候，彼此之间不再有金钱上的纠葛，亲人们才会只有纯粹的血缘亲情，相互关心的脉脉温情，多年陪伴的母子、父子、夫妻之情。
所以，金融的兴盛让儒家思想失去土壤，其实是找回了亲情、友情的本质：纯粹的爱。让人们相互之间不再有太多经济瓜葛，不必浪费精力去琢磨彼此，去有所期待然后再失望，只需要把精力用在单纯的陪伴、倾听、支持和相互关爱上。年轻父母于子女，更应该有意剔除掉儒家思想遗留的负面影响，放掉最后一点不安，信任新生的生命有向好向善的本能，不需要把“孝”当作一门必修课去主动教育，不把自己的希望与生活托付给一个完全独立的灵魂，只需要做好自己，全然的接受自己的孩子，无条件给予爱，这样的亲子关系会非常温暖和顺畅。
但是现实好像并不这么完美，首先是高昂的房价，很多次生家庭的房子都是家长出钱购买的，甚至是举三代的毕生积蓄。追求个性自由的年轻人住进这个房子里，他们的翅膀就被砍断了一边，不飞难受，想飞，只能扑腾几下，毕竟还得住进这座“他们”购买的房子里。这栋房子的付款方也因投资而有了话语权，话语权与放飞权，两种权利的较量不知引发了多少悲剧。
武志红老师被热议的“巨婴”一词正是诞生于这样的大经济背景。以往，我们不需要有特别独立的人格，只需顺应家长顺应社会就可以过好。但是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猝不及防，尤其70、80年代生人，前半段人生还基本在儒家思想残余的影响下，好好学习，由父母照顾生活，听从父母，不具备精神独立的能力。后半段走向社会，发现外面已翻天覆地，人生面临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成家立业的传统重压。这种情况下，无疑像是一个巨婴被扔到了无依无靠的街头。这可以被称作“后儒家”现象。但是如果把“巨婴”上升到国民性有点过了，应该看到周围那些率先完成自我成长，率先自我更新迭代了的人，他们才是未来的主流。
同样可归于“后儒家”现象里的还有“人情冷漠”一说。
在过去的大家族里，需要共同协作来抵御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金融活动只在家庭内部再扩大点儿是族人内部进行（互相帮扶拆借），在这个前提下，每个人必须遵守契约，诚实守信正义，也就是说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来赢得在这个金融集团内部的席位，相当于我们现在，你在银行信用度高就能多获得贷款，淘宝就能给你极速退款。必须有这种伦理工具才能把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维持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君为臣纲，国库有事必须臣和百姓来出钱啊，又没有联合国贷款，父子必须有高下，父为子纲，子必须得养老。所以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捆绑才能实现。
而我国终于迎来了现代金融，大农耕时代已去。金融代替了过去很多儒家思想的功能，个人和企业的风险由金融来分散了，比如贷款，养老金，信用合作社什么的……人们之间不再需要频繁借贷，自然而然，联系没有之前紧密了。加之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圈子看似变大，实则变窄，演变为小圈子的人在一起集中活动，并不知道其他群体发生的事。逐渐的好像开始自扫门前雪。
其实，人性，从古至今就没变，人的恶与善一直就是势均力敌的。改变的只是将它们带出来的条件。过去，这些恶都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创立了儒家思想来协助集体活动顺利进行将恶掩盖了。而现在，金融的发展，将有些恶表现了出来，但同时，善又变得更加纯粹，没有利益牵扯下的善才是独立的纯粹的。所以，这个时代没有更坏，金融或者说金钱，本身无罪，它像水一样无色无形，在它流动经过的地方，善与恶，明与暗不断交相映射着。
这两年顶层规划者试图重新发掘儒家思想，从幼儿园到大学，从企业到美容院都刮起一股诵读弟子规的风潮。在我看来，弟子规仅有“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有些价值而已。但是，现实一些：目前的金融体系还是不足以支持起全部的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投资产品单一、退休金低、保险作用小、房价居高不下、独生子女面临多位老人的养老压力……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社会仍然不能很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本该体制承担的责任还是需要家庭来承担。人们需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赚钱越来越难，安全感低到极点。这种情况下，谈论充分放飞个性和追求彻底的自由自在，谈论不需“愚孝”，实在是有些底气不足。
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中国式家庭关系曲折而隐晦，沉重而无奈。尚需我们继续努力，承担起公民的责任。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在中国梦里露出轻松甜蜜的微笑。
文/Miss妙
伪少女的阳台： 无鸡汤 必有趣 真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