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介绍别国民族英雄的书，现在还记得的就是越南陈朝的兴道王陈国峻和日本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这两位的共同点都是力敌蒙古，拯救国家于危亡，然后达成民族觉醒的大目标。
这样的人物，中国是没有的。中华民族的自觉自省、自强自立，是要从晚清末年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才陆续达成，期间革命党与国共两党的先辈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方才有一丝小成。时至今日，倒又渐次退缩了回去，实在很是叫人无奈。
话题扯远了，还是继续讨论日本历史吧。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镰仓幕府时期，北条得宗家以执权的名义操纵幕政，烹制天下，说到底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后人评说起来颇有一些不屑，时不时总被当做乱臣贼子，窃国大盗的典型范例拉出来打靶。
北条一门，九叶荣华，被公认推崇的止有北条时宗一人，所为者只“蒙古袭来”这四个字。遥想当年，狼骑滚滚，好一似滔滔洪水，吞天扫地。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纷如雪。到末了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时宗自元寇的奔袭中两次不可思议地挽狂澜于既倒，无怪乎后人仰之弥高，极尽尊崇。
北条时宗于公元1251年六月五日出生于镰仓，是当时幕府执权北条时赖的嫡子。时宗六岁的时候，父亲时赖才三十六岁，盛年出家，将执权的位置交给同门北条长时接任。隐退的时赖身居幕后指点幕政的运作。
时宗七岁元服，十一岁迎娶堀内殿为妻。1263年父亲时赖病殁，第二年执权北条长时出家，曾祖父北条泰时的弟弟北条政村继任执权。遵照北条时赖的遗命，十四岁的北条时宗就任幕府连署。
此时的镰仓幕府，承久之乱里面打垮了朝廷公卿的势力，次第消灭内部各个门阀豪族，迎来了河海晏清、政局稳定、经济腾飞、人口滋生的历史最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成为国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值此堂皇灿烂之盛世气象，少年连署的北条时宗雄姿英发，壮怀激烈，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好时日。
只是，北方的天空，已是阴霾密布了......
公元1266年，蒙古世祖皇帝至元三年，日本龟山天皇文永三年，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高丽国都。两位使者随身带来了皇帝的两通国书，一通是希望高丽国王协同劝谕日本，另一通国书则是准备递交日本，要求其遣使来朝，以示降服。书中有言：“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言辞很委婉，意思很明确，甭耍花样，不投降就用兵。
当时的蒙古铁骑，踏碎女真金国，降服王氏高丽，持续压迫苟活的南宋，兵锋所指，纷纷男儿齐卸甲。依照忽必烈的想法，以高丽为先导，诏谕日本臣服，势必将彻底孤立南宋，由此寰宇澄澈，江山一统，何等快意，正是长生天庇护下草原好男儿的伟事业。
除了灭亡南宋，统一大陆的战略构想，现代也有人提出说蒙古征讨日本的起因是觊觎列岛丰富的贵金属产量，以此来缓解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内战而导致的财政危机。此说当是后人的附会。当时的大陆，其富夸天下者，惟江南而已，日本列岛的金银产量尚不显著，不足以引发外人的贪欲。蒙古贵族如果要解决经济问题，能想见的只有攻破南宋，应当不会想到浩渺海疆之外的区区岛国。
而此刻的王氏高丽，又是另外一番情状。说来大家也许会诧异，半岛上这么一个谦谦君子的“隐士之国”历史上也是有一段武夫当国的强横时期。其时起自1170年高丽明宗元年，止于1270年高丽元宗十一年，期间武臣控制朝政，国君形同傀儡，史称武人时代。1196年崔忠献杀李义旼后夺取政权，时值蒙古入侵，崔氏奋勇抗争，至死不休，甚至在半岛全境沦陷的境遇下，依然移都江华岛以作最后的抗争。
1258年高丽王朝终于不支，武臣集团内部分裂，金俊杀死最后一任崔氏首领崔竩，将国都从江华岛迁回开京，以示向蒙古降服。即便如此，崔氏家族私有的军事武装三别抄（原名夜别抄，是为了镇压盗贼而设置的警察部队。后来分为左右别抄，加上蒙古逃归的神义军，合称三别抄）的部分武士仍然不愿意放弃对蒙古的武装抵抗。
如此连番变乱，高丽一国骸骨曝于野，千里无鸡鸣，国家孱弱，民情窘困，无力承受再一次全面战争的沉重负担。只是如果违抗忽必烈的旨意，下场只怕会越发凄惨。而今之计，高丽唯有千方百计打消蒙古东征日本的意图，或许能够换得几天休养生息的和平时日。
于是，护送蒙古使者到达巨济岛，高丽宰相李藏用便以“风涛险阻，不可辱天使”的借口再三劝阻，终于说得使者黑的放弃诏谕日本的使命，返转大都。
自古东兴收小弟，要的是拳打铜锣湾，脚踢尖沙咀。这还没开打呢，先委委屈屈跟个小奶狗一样叫屈喊难，真真要尔等何用。忽必烈一眼觑破高丽国王王禃的小小心思 ，严词申斥曰：“卿先后食言多矣，宜直身焉。”王禃被迫派遣使者潘阜携带国书前往日本。潘阜在日本居住了半年之久，一无所获。
1268年正月，应蒙古的要求高丽派出第二批使节，这一次使者潘阜到达大宰府，参见镇西奉行少贰资能，向其转交了蒙古国书与高丽国王的书状。国王王禃的书状坦然曰：“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皇帝不贪图你那点破铜烂铁，只求你低低头认忽必烈做大哥，从此一起跟着有肉吃。
国书与书状先后被送往京都的朝廷与镰仓的幕府。朝廷方面正在为庆贺后嵯峨上皇五十寿辰而举行连日祭，接获异国国书，公卿百官狼狈不堪，无以应对，慌忙向伊势神宫以下二十二寺社进献币帛，延请得道高僧颂念仁王护国般若经来祈求敌国降服。
镰仓这边时年六十四岁的执权北条政村无力承担抗战的重荷，匆匆将执权的位置让渡给了十八岁的北条时宗，自己担任连署的职位。北条时宗初登执权宝座，即刻发布饬令，命令西国各处御家人、守护和地头加固海岸防御，以备战事。
十三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变革时期，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南宋钱币在经济领域的大量流通，以及武士、农民、工商、金融业主等社会诸阶层之间经济活动的频繁发动。与繁华的盛世景象相呼应，幕府御家人生活奢靡，不惜举债度日，甚至将庄园所领都予以抵押。而下层的农民则受到了领主越发残酷的剥削，朝九晚九，终日无休。正嘉饥馑（1257年 ），各地盗贼蜂起，恶党横行。种种迷离混乱非是一时之景，而是社会急速前进时的自然反应。处于巨大变革浪潮之中的日本，人们或者随波逐流，或者全力打拼，懵懂无知于另一个更加宏大壮烈拍打世界的巨浪正在呼啸而来。
也并非没有清醒看世界的人。早在1260年，日莲宗的始祖日莲上人便敏锐捕捉到了时代变迁的流萤扑面，在《立正安国论》的书中预言他国入侵，日本内乱的可怖景象，劝说幕府改弦更张，皈依正道。只是此种言论，除了蛊惑无知小民，在当权者那里形同泥牛入海，全没有用处。
镰仓幕府一面发布恶党镇压令来改善社会治安，一面凭借御家人所领回复的德政令，以牺牲工商业者和金融业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身为幕府支柱的御家人利益。社会动荡如激流，幕府唯有砥持武家政权的权威，才能维持执权北条氏的统治地位。也正因此，当时的幕府根本没有可能在和蒙古的交涉中轻易低头，否则其构架于浮沙之上的威权顷刻便会坍塌。
公元1268年三别抄将领林衍杀金俊，废黜亲元的高丽元宗王禃，独揽朝权。王禃在蒙古军势的挟助下方才驱逐武臣，重归大宝。林衍与三别抄残军窜居海岛，四下袭扰，蒙古征东的军兵深受其苦。
公元1269年二月，蒙古国黑的、殷弘和悲催的高丽国潘阜再赴日本，登陆对马岛。因为日本的地方当局抗拒与蒙古的外交交涉，蒙古人挟持当地土著塔二郎、弥二郎返回大都。忽必烈只当两位平民是日方的使者，很是喜欢，对他们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然后厚赐财物，派人送其回国。
蒙古与高丽的使者先后五次访问日本，希冀得到幕府的回复，日本方面只是置若罔闻，当蒙古是一团空气，全不存在。
幕府也不是全无动作。早在最初的使者到达日本的文永五年（1268），京都的朝廷尚在繁冗讨论的时候，执权北条时宗便已经向西国的御家人下达了警戒令。1271年东国的御家人在幕府动员下陆续前往九州戒备，第二年九州当地的御家人开始在筑前、肥前一带的沿海巡逻警备（异国警固番役）。与此同时，九州地方一方面强化武备，一方面也加强了对领内恶党的镇压。
1272年十月，镰仓幕府开始调查各地领主、守护的领地以及庄园公领的土地数目，以便掌握各地的军事动员力和经济实力，为全面抗战做最终的准备。调查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御家人买卖领地的行为。
凭借抗战的契机，北条时宗不但攫取了朝廷在西国的行政权力，在幕府内部和社会文化领域也采取了强硬的统制政策。1272年北条时宗捕杀有不稳迹象的异母兄弟北条时辅，并将批判幕府的日莲上人流放到了佐渡。
镇压恶党、控制守护、封杀异己、警戒九州，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全面抗战、誓死抵抗的决心。而一直无法得到日本正面回应的世祖皇帝忽必烈也终于认识到了外交压服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公元1273年四月，蒙古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以及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破反元势力的根据地耽罗岛（今济州岛），彻底镇压了三别抄起义，而后东征日本的计划便顺理成章地付诸实施。
第二年公元1274年，元朝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蒙古命令高丽造舰九百艘，要求其中三百艘千石大船，三百艘快速战船，三百艘汲水小船。限期急迫，高丽举国上下深以为苦，怨声载道。由于时间紧急，最后完成的海船是依照较为轻便的高丽船式建造，而非依照坚固的南宋船式。六月，军船完工，忽必烈遂任命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领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人，合计二万五千余人预备停当。
文永十一年十月三日，蒙古、高丽联军乘坐九百艘海船自合浦出发，航向日本。第一次东征日本的文永之役于焉开幕。
（第二十九节 完）
作者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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