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老天想让你活,你死不了;想让你死你,活不成。

老刘的母亲被查出是尿毒症。

由于岁数大身体又比较差，几次透析下来，根本承受不了这痛苦，医院建议家人考虑换肾。这两天老刘的头发白了不少。

老刘两口子都是中学老师，他是接了父母的班，一家人一辈子就只会干教书这么一件事，一家人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教书匠。母亲身体一直都不好，也许真的就是当老师累的一身病。老刘嘴上说着要让累了一辈子的母亲好好享享福，可是学校的工作总是脱不开身，作为教研室主任，能留给家人的时间总是很少，还好妻子能替他分担一些。

自从查出了母亲的病，老刘的眉头锁的更紧了，几天时间人就瘦了不少。不管是透析还是换肾，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实本来两口子这些年也攒了些钱，但是去年刚给儿子买房付了首付，儿子又结了婚，基本上把两口这么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小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得病，一旦遇到一场大病，基本上天就塌了。

学校发起了一次捐款，校领导过来拍着老刘肩膀，让他相信组织，难关一定能闯过去。可捐的钱也就只够两次透析的费用，杯水车薪。

医生主张换肾，这对病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老刘决定换肾，算下来这是最省钱母亲最少受罪的方法，除非不治病。现在矛盾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肾源。

直系亲属是最好的配型选择，也最便宜。现在就只有老刘和老刘儿子这两个直系亲属了。老刘坚持用自己的，这是他的义务更是他的责任，无论是对儿子还是对母亲。

配型很成功，可以进行手术，并且要尽快进行手术，越往后拖手术成功把握越小。现在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资金。实际情况也很明确，就是没钱。

老刘把房子卖了，两口子租了个小房住，钱只够做手术的，但是术后的一系列花销是个大窟窿，没有把握还是不能做手术。老刘儿子说要不他们也把房子卖了吧，但是儿媳妇怀孕了，儿媳妇家里不同意，老刘也不同意。老刘说他自己再想办法吧，可是去哪弄钱啊。

在老刘一筹莫展的时候，主治医生找到老刘说了些什么，老刘吓得连连摆手。后来科室主任医师又找了老刘，和他聊了两个小时。从办公室出来，老刘更愁了。家里人问有什么情况吗？老刘只是摇摇头，说没事。跑去一边抽烟了。

三天之后，老刘拖着疲惫的身子找到主任。最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没人逼他，或者说所有人都在逼他。他肩起来的不是生活而是生命，他没的选择。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教了一辈子的圣贤书，他不能容忍自己放弃对母亲的治疗；他的儿子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不能让儿子替他来分担本来属于他的责任；他不能和任何人说，因为没人会同意，但这一步他必须要走，这个字他必须要签。所有的重担都压在老刘的心理，越积越大无法销蚀，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又叫不出声。前面是万丈深渊，一条独木桥通过去，通向老刘生命的终点，是沿着独木桥走向终点，还是半路掉进万丈深渊，老刘不知道，也不敢想，越想越痛苦，干脆就不想了。

手术很快安排好了。老刘对家人还有母亲说，医院联系了一个助困基金会，可以帮助他们付大部分的医药费，老太太只要安心手术就好，家人也都相信了。母亲到现在都不知道，她要换的肾是儿子的。

手术当天，母亲在进手术室之前，老刘握着母亲的手，让她不要担心，一切都没问题。老刘进去之前，非常认真的握了家里每个人的手，就好像他再也出不来一样。

两张床陆续被推进手术室，而手术室里早就又停了另外的一张床。手术室外的人都焦急的等待着。

手术比预计的时间长了一倍，主要是主任医师从来没做过这么棘手的手术，难以保证同时做手术的三位病人都能挺过来。

手术最终成功了，这是最好的结果，无论对于谁。

术后一个月，老刘找到主任医师。

“老刘啊，恢复的怎么样？我看你气色还好，说明身体还是扛过来了。之前就和你说过了，像你这样摘除双肾的，国内是有成功的先例的，只要生活上注意好，是没问题的。还没告诉你母亲移植的是你的肾吗？也好，老人恐怕要伤心的。老人岁数大了，做这么大的手术身体虚弱是正常的，所以后期的药品和营养品一定要跟上啊。那个隐形富豪把剩下的钱打给你了吗？老刘啊，关上门说句作为医生不该说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再多要一点，毕竟这和买你一个肾还不一样，这相当于是买你一条人命啊。如果不是双方都自愿，我也是肯定不会做这手术的，这手术风险太大了。你不用谢我，说实话我当初告诉你有人想要你的肾源，心里也是做了很大的斗争的，毕竟对你影响太大了。当初也想这样做到底是救了你还是害了你，全靠你自己抉择了。过多了我也不再说了，好好照顾你自己，还有你母亲。你以后完全康复了，也会比较脆弱，有异常情况要赶紧就医啊。好，再见。”

这之后不久，主任医师说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移民国外了。

又过了五年，老刘死于急性水中毒，当时他正在参加母亲的葬礼。

手术的事，再没有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