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陂村的每一块田地都有着一个有趣的名字，有的以靠近小海河而命名，例如“上海边”和“下海边”，指的就是小海河畔上、下游两片地；有的以那块地的历史用途及原状而命名，例如“屋地”和“橙地”，分别指以前预留宅基地的地，以及种植橙树的地；而被我们称作“烂田”的那块地，则是指从前的那片沼泽荒地。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以土地方位来命名的，例如“垄尾”、“中间禾堂”、“沟陂”以及“背底垄”。
这“背底垄”，顾名思义，就是大陂村背后的那条田垄所围住的土地，最接近黑山与石海村的一片地，因而也是最靠近我村“北方边境线”的地。八十年代分田到户的时候，我家在这里只分得可怜的两分薄地，远不如在“垄尾”分到的一亩八分。所以这里历来不被父亲重视，他很少到这里来视察和耕耘，但母亲却始终谦卑地经营着这小天地，可谓寸土不让，寸土不离，寸土不弃。这两分地旁边原有一条宽阔的杂草丛生的路堤、田垄，将两条村的土地明显地隔离开。母亲看了眼馋，硬是用镰刀和锄头在上面新开辟出了一片小梯田，并整齐地种上了一排荔枝树，为咱家在“背底垄”拓宽领地造成了既定事实。
此后多年，虽经岁月蹉跎，水土流失，这片地始终牢牢控制在我家手里，成为我家的所谓“命脉”之一。许多年以前，这两分地也曾是一片肥沃的水田，来自“大江圳”的灌溉渠将活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里。我曾在这里听取蛙声一片，也曾在这里呼吸稻穗飘香。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尘封着我儿时参与春耕和秋收的美好回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谷贱伤农以及农田水利条件的日益恶化，大陂村民陆续放弃了水稻种植。全村的水稻田由远及近，逐年消失。这“背底垄”的水稻田，由于挨近黑山“大江圳”灌溉渠，水源有点保障，而又距离村子最近，得以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记得我最后一次插秧，最后一次割禾（收割稻谷），都发生在这里。那年我才六岁，正是跟着大人学着种地的小屁孩。记得当年在这里插秧的时候，稻田里还有蝌蚪、螃蟹和泥鳅，甚至还有不知名的鱼儿在水里游，偶尔能感觉到它们与我的小脚丫摩擦而过。弯腰割禾的时候，水稻田里还有那种福寿螺的空壳，有时还能在杂草与水稻丛中掏到鸟窝。
作为水稻田消逝以后，这“背底垄”就成了果园和闲地。人们在这里种满了荔枝和龙眼，又在空地上种着番薯、芋头、沙葛、花生等耐旱的农作物。母亲也在这里种着花生和番薯，算是没有把土地废弃。于是，这贫瘠的两分田，又常常成为我们家的花生地。曾经有好几年，我和哥哥每年暑假都会来这里摘花生。
那时候，我和哥哥年少无知又好吃懒做，根本不懂得孝顺母亲。天气很热，阳光很毒，母亲冒着烈日挥汗如雨地去拔花生，我们则坐在荔枝树下悠哉悠哉地摘着。有一次正在摘花生的时候，母亲忽然感叹邻居炳伯伯家靠近我家“小梯田”的那棵荔枝树长得真快，它的枝叶不仅越过了田界，还把我们家与之对峙的那棵荔枝树给完全抑制住了。我和哥放下手里的活，走到这两棵树前认真观摩，最后得出结论：对方这棵树的确有点欺人太甚，应该想办法修理修理。
于是，我们一边摘花生，一边思考如何对付炳伯伯家的这棵树。我们想了无数烂招来对付它，有火烧，有电锯，有刀砍，有割皮，甚至还有喷洒除草剂。除了常规的烂招以外，我们还秘密拟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阴谋诡计——动用俗称“运头虫”的木蠹蛾。这种害虫（学名叫做荔枝树拟木蠹蛾）是荔枝树的天敌之一，钻蛀进树干和树枝里，就能令枝叶干枯，甚至能让整棵树坏死。要是我们找到这种虫，放到炳伯家的这棵树上，一定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棵树弄死。可是这虫是个稀罕物，行踪飘忽，轻易不会抛头露面，所以这个阴谋到了最后，不了了之。而我们曾经想到的所有烂招，到最后也下不了手，没有使出。
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当年我们兄弟俩是愚昧又无知。其实，这木蠹蛾就好比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的毒虫——赤焰金龟。作为致命的毒物，它们都是神秘而无情的，但是它们既能杀伤敌人，也能误伤自己，根本分不清谁敌谁友。谁能保证我们把木蠹蛾放到炳伯家的荔枝树上，它就一定不会爬到我们家的树上来反戈一击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上周末回家摘荔枝的时候，走到了当年相互对峙的那两棵荔枝树前。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边境线上敌我双方的两棵矮树都已长成丈余高。我欣喜地发现，即便当年我和哥没有出招，我家的这棵树还是实现了惊天逆转，比对方那棵树长得高，长得壮，长得好。
我才知道，方寸之间，两树之隔，丛林之中，皆可觅得真理。原来，只要我们每个人心存善意，去除恶念，放下屠刀，世界自然而然就会变得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