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二哥朱祖淦也从江西回来了（他原先是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江西的流亡中学生，在那里读完了高中并参加了工作。）并很快与二姐孙静宜（我们那里习惯称嫂嫂为姐姐）在绍兴乡下结了婚，因为我当时很小，就没有叫我参加他们的婚礼。
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我父亲得了急性伤寒病并速转病危，二姐得信后从绍兴挺着一个大肚子赶来，还赶上了与父亲最后的告别。那时候的我才十岁，还不完全懂事，根本不知道父亲去世后会怎样？起初，每天还是照常地上学－－回家－－玩－－吃饭－－睡觉。
上刀茅巷的旁边就是浙江大学，再过去就是大学路，后面就是浙江图书馆，小时候我们经常与小伙伴们（其中一个叫“阿大”的是邻居双胞胎的老大）一起，从上刀茅巷的巷底溜到浙江大学去玩，那里有土山可爬。有时也会扒在窗户外（当时不少教室是临时的木板房）偷看大学老师给学生讲课，而且一直奇怪怎么下面只坐着几个学生呢？有时我们会到浙江图书馆门口的大坝子上去玩溜旱冰，也就是下面穿带四个轱轳（弹子盘）的旱冰鞋。有的时候还到附近的城门去爬城墙玩。
大概是1948年的某个星期天上午，我又独自一人到浙大去玩，看到大学校园里人声噪动，有很多学生打着不少标语、漫画，胸襟戴着白花，高喊口号：“还我于子三，严惩杀人凶手！”。后来才了解到于子三是浙大的学生会主席，由于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暗杀于监狱中。（现在于子三烈士的墓就在浙大华家池校区内）
后来渐渐地感到家里日子不好过了，我们从楼上搬到了楼下，把楼上一部分和大门侧的房子租了出去。隔一段时间，我姆妈(即妈妈)孟如花就会把父亲留下的绸缎从被柜里一匹一匹地拿出去变卖后补贴家用。因为全家只有二哥一个人工作。好不容易熬到了我小学毕业，考入了杭州清华中学也只读了一年的初一。四哥起先在乡下搞了个织绸的小作坊，姐姐朱月琴也一起帮忙，有时还拉上在上小学读书的小妹朱素琴。四哥解放前夕结的婚，四姐章藕英是阮社人，杭州解放不久他就赶紧参加了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军政大学，离开了家。本来我还有一个五哥叫朱祖裕，在读完杭州高级中学后却进了柯桥的一个叫“赵万春”的米店，去当了学徒。（后来在我从柯桥区政府参军前不幸病故，享年不到19岁！）这时，杭州解放，我就与姆妈一起回到了江墅乡下，后来才明白当时是辍学了。虽然在杭州有二哥他们的呵护，（二哥还曾为了保护我不受隔壁米店老板的欺侮跟他们打过架）但仅靠他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如此一大家人（后来他们除了老大聿邦外，又有了老二冰如）的开销。慢慢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就滋生了“寄人篱下”的影子，从此也埋下了要自立的种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