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小说《借条》讲述了“我”与昔日邻居陆大姐，以及“我”和阿康之间因借条的开与不开而产生隔阂互相疏远的故事。借条的开与不开之间，“我”的人情观完成了一个由新到旧的回归。这个回归是伴随着随着内心的种种质疑和挣扎，在各种作用力下共同推动的。本文试从社会环境作用、昔日邻里关系转变、新旧观念冲突三个方面对“我”的回归进行解读，以此来揭示旧人情美在新时代的尴尬境地，对旧人情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作一个思考。
一、社会环境作用下的回归
小说在描绘“我”从胡同到单元房的前后的变化时，叙述大都聚焦在昔日胡同里温馨的生活，对城市单元房内的生活留下了很多空白，在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的只有那是一个物质条件十分优越的生活。“我”对这两种环境深层感受的厚薄差异，暗示了“我”的回归的必然。
另外，从“门”“锁”意象的变化前后，可以从侧面看出“我”在两种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生活状态。从70年代未上锁的“门”到后来的三大程序，这里的“门”既是现实的门，也是心门，门的变化喻示着昔日邻里的亲密无间已经变为城市的孤立隔膜。
再看“我”和阿康的关系，阿康是与“我”同处于新社会环境中的人，“我”和他的关系并不如昔日“我”同陆大姐一家关系那么亲密。昔日胡同的温情在现代城市的疏离是贯穿全文的。作者正是借助这种鲜明差异，反衬出昔日胡同生活的的可贵，从而赋予“回归主题”以回归旧人情的内涵。
二、邻里关系转变推动的回归
由于新观念的影响，“我”给陆大姐写下了一张“借条”，但它在坚守旧人情的陆大姐看来却成了不信任的凭证。陆大姐一家三代执着还债的背后可以看出陆大姐一家对“借条”的在意。由于“借条”的介入，“我”和陆大姐一家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等陆大姐的孙子再上门时，“我”对胡同往事的怀念成了“我”独自一人的怀旧，“借条”构建的契约关系成了“我”和陆大姐一家的唯一联系。
“我”和陆大姐一家关系恶化，导致了“我”与昔日胡同理想人情的联系的彻底断裂。在对“借条”代表的新人情观的反思下，“我”开始回归旧人情美。等阿康提出向“我”借钱时，“我”忙说不必不必，不再写“借条”，这表明“我”已经从一个新时代观念的拥护者转变为传统人情美的捍卫者。
三、新旧观念冲突下的回归
“借条” 风波主要是新旧两种观念错置而造成的结果。“我”—从胡同到单元房的变迁者，“我”的前后变化联系起了阿康、陆大姐这两类不同环境下的新观念群体和旧观念群体。但“我”对他们的做法却没能因人而异。“我”用新时代的观念去对待陆大姐，回归后的“我”用旧观念去对待阿康，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因误会而渐渐与之疏远。
从“我”和陆大姐以及“我”和阿康的两次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中，可以看出旧观念在新时代逐渐处于弱势地位。陆大姐面对“我”开出的“借条”只能选择默默接受，陆大姐一家三代还债，昔日温情不复存在，这之后“我”不再“借条”开“借条”反被阿康所误解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我”的回归化解了和陆大姐的矛盾，又造成了“我”和新时代环境的失衡。“我”不再开“借条”给阿康，在阿康看来却是不信任他的表现，“阿康竟是真正生气的模样”“瞪圆了眼珠”等叙述表明“我”是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去重建社会温情的，“我”回归是与时代不协调的，必然还要向前发展。
结语： 小说围绕两次“借条”事件，讲述了“我”对“借条”态度的转变，由尊重的凭证到人情的赘余，“我”完成了“我”对旧人情的回归。但回归后的“我”不再写“借条”，阿康却因此和“我”疏远，这表明传统人情观在新一代的断裂，旧人情美随着陆大姐们的逝去而逐渐消隐，现代理性意识在新一代占据着主导地位。小说结尾处“我的心尖上这回有种另样的感觉”，其中的层层的冷意是“我”对“胡同”牧歌时代逝去的无可奈何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