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大姓霍，在家排名第四，小名宝儿。身材中等，但脑袋超标，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号劳动布帽子后面剪个豁儿硬是戴不上。当娘的不忍心儿子整天光着一个大头，就自己动手，到供销社扯了二尺黄布，打算给儿子做一顶像样的“军帽”。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以戴军帽为荣。经过几番的缝了拆、拆了缝，“军帽”总算戴到了儿子头上。宝儿很是高兴，给娘敬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飞也似地跑出家门，找伙伴们炫耀去了。

没成想，刚到街上，就被一伙人围了起来，有大人、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拽着宝儿嘻嘻哈哈看“西洋景”。可能是一身破烂衣服与鲜黄的“顶戴”反差太大引起的效应。

一个婆姨绕着宝儿转了两圈，然后用拇指和中指麻利地比量了一下宝儿的头顶，尖利地叫道“快看哪！这多像一个大葵花饼。”于是乎“大葵花饼”就顺理成章地替代了“宝儿”。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葵花饼”逐渐演变成“老大”。这老大一叫就是十几年，村里人多数已记不清他姓什么、叫什么。这期间，老大晃着他的大脑壳经过了七、八次失败的相亲后，“凡心”枯泯，悠然地过起了晚上迟睡、白天不起的“自由人”生活。

坊间流传说“头大的人有福”，还就真灵验。好像是八二年，老大被一家乡镇企业的“老大”看中（也有人说是沾亲），招他做门卫，对外称“保卫科长”。

一身笔挺的警服（单位买的）让老大惶恐、荣耀、自信、想哭更想乐。美中不足的是帽子不合，自个儿做是做不出来，那就干脆不戴，其实这并不影响老大作为“警官”的整体形象，一个硕大的脑壳本身就很威风，再加上他有意塑造，把为数不多的几缕头发统统向后梳，露出一道道白生生的头皮，这发型、这气质远比那嵌着国徽的大檐帽更具震慑力。

往日的猥琐不见了，单位门前晃荡的是一个捯背双手，严肃古板、令人望而生畏的“警官”。不知情的人绝对认为这是公安系统的某位领导。一次在县城公园里，一对年轻的男女警察，打打闹闹地和老大走了个照面，老大只是不经意地向他们瞥了一眼，俩小警察脸刷的一下就白了，马上立正、敬礼，迅速逃逸。

如果老大要出门，根本不需要花钱买票，只要他往马路边一站，不管是客车、货车到了近前，单掌往前一推，“哧——”司机立马急刹车，百试不爽。上了车，老大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下车时，没有哪个司机敢提出打票要钱，老大只说一句：“辛苦你啦，有事说话。”而后，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天有不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就五六年光景，老大所在的企业毫不例外地步入到倒闭的行列。保卫科长最终没保住自己的警服，极不情愿的落魄返乡，与往日那些嘲笑他、贬损他的“草民”长久熬煎。

回家不到一月，老大瘦了一圈。白天不大出门也懒得搭理人。如有人问：“为啥被撵回来啦？”他会气鼓鼓地说：“不是撵，是改革！”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嘟哝：“净瞎球闹，好好的单位都给改讨吃啦。”只有在夜里，屋里太憋闷时老大才走出来独自坐在没人的阴影里，一呆就是半夜，村里人担心他活不了多久。

夏初，老大的侄子来看他，爷俩喝了酒，感觉甚热。侄儿提议出去透透气，就相伴着来到堡门口。那里，一伙年轻人正对着麦克唱卡拉OK。见老大来了，几个起哄的小伙子硬是生拉活扯地把他拽到场子里。这个说：“老大来一嗓子!”那个说：“奎爷，唱一段！”也是酒精催的，几番扭捏之后，老大将麦克举过头顶：“骂一声小郭爱，儿该死的——，打金枝儿犯下欺君之罪，连累我年迈人受了委屈——咳、咳、咳、呕——”

“好——”哗——啪、啪、啪······掌声激烈、刺耳，经久不息。

“再来一段——”

“哎——大家快出来——葵花饼唱戏了——不出来就误啦——啊——”用麦克吆喝，全然不顾老大的感受。

“这葵花饼，中哪门子邪啦，走，看红火去。”

一会功夫，堡门口聚集了一大群男男女女。那几个小青皮对老大又是让座又是敬烟，还有给掌扇子的。

“花叔，再来一段吧。”

“不会啦，不会啦，叫爷也不唱啦。”

“还唱原先那段，唱完我出一瓶啤酒。不，两瓶！”

“我再加一盒烟！”

“别拿捏啦，这么多人捧你场，还不赏脸啦，又拿捏上啦！再不唱把你裤子扒下来！”说话间，就有三四小青年假装要动手。

老大侄儿也想乐呵乐呵，走过去对老大耳语说：“四叔，唱吧，怕个毬！叫龟孙子们领教领教你的厉害。”

“这么多人看我···我···我心跳。”

“跳啥跳，就当他们全是小偷，你还是保卫科长，你的眼朝上看、看堡门楼子。”

“那·····那行，叫他们往后站。”

老大拿起麦克放在嘴边：“噗——噗——噗——咳、咳。”

“快唱吧，吹啥吹，毛病！还没唱先放屁。”

“我正在城楼观山纳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原来是老司马——他妈的兵（原词：他发来的兵）——”

“哗——好——嘻嘻嘻，嘎嘎嘎······”

“这窍货······噢···哈···哈···哈···好肚疼。”

所有人全鼓掌，而且使劲鼓，气氛热烈。

也许是嗓子长期不用，老大突然感到想吐，跑出人群干呕了几次，什么也没吐出来。一个小青头一边为老大捶背一边说：“花叔，唱得不赖，干嘛自个恶心成这样？”

村长的老婆凑上来神秘地说：“你的音质很有潜力，每天早晨吊吊嗓子没准能成大腕。”

“别诌啦，你咋不吊嗓子，有大腕先经你当！”

“不骗你，你没发现，你天生就是个唱花脸的料，要不咋会长这么大个头。相信我，嫂子不骗你，哪天发达了别把眼长到头顶就行，嘻嘻嘻嘻，嘎嘎嘎嘎。”

接下来又唱了两段，由于心里惦记着村长老婆的话，老大感觉总是跑调。他越是跑调人们的笑声、掌声、欢呼声越是热烈······

夜深人散，村里人好久没这么笑过了。从这天起，老大每天早上五六点开始：“咦——咦——咦——啊——啊——啊——”街坊多被惊醒而偷乐，且再无睡意。晚上十点左右“专场演出”开始。没有预告，也没人召集，观众自动到位。伴奏是一把二胡和两个破脸盆。老大的段子都不长但很多；音质较以前高亢，只是唱词把握不准。因为没文化，跟着录音机学，硬是把“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红灯记选段）。唱成“鸠山四（se)牙五岁口，拉出来我给他戴笼头······”唱词错得有新意，效果远远高于原词，成为整个唱段的卖点。

老大渐渐唱出了名气，时常被外村人拉去娱乐，混个酒足饭饱，大脑袋红彤彤的、一步三摇地荣归故里。而且见人必打招呼：“大哥，今儿喝酒没有？”

“二姨、二姨墙上写“折”的（实是“拆”）房，都叫拆呢。”

“老四家的，看你头上的糠皮子，又和谁钻草垛去啦，啊？”

“小猪子（小朱子），你说葵花籽是油料？骂老子带油是不？你个乏教员（指老师）。我听说啦：葵花籽跟核桃、花生一样属干果。”

镇上集日，老大肯定是要去的。他常常被极度热情的粉丝缠住，乞求上场。这一唱，往往千人空巷、交通拥堵，拖累民警费好大劲疏散。

几经走穴式演出，老大是真“火了”。镇里的一家超市和一家麻将馆争着请他去做“业务经理”。为这事，老大破费了一条烟、一筐啤酒，召开“扩大了的粉丝会议”，经一天一夜论证，最后选择了麻将馆。

葵经理正式上任，麻将馆立时人满为患，老板不得不又添置了五张桌子，有时卧室、厨房还得腾出来。

对客人，老大先是让座，接着敬烟、上茶，中场即兴来几段戏曲，伺候得极是殷勤，又具特色。此间，最惬意的莫过于老板，整天笑眯眯地为自己的慧眼独具而窃喜。对老大，他极度信任，宠爱有加。

一年后，由他撮合，老大和一位带俩孩子的牌友喜结连理，那女人模样挺俊。婚礼上有人揶揄他：“时来啦、运来啦，娶上老婆带崽来啦，一个结婚证娶回来娘仨。”老大煞有介事地说：“咱天生就不是土里刨食的命，这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好运，憋出能耐啦。”

老大新娶的媳妇叫王丽，小名丽丽。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七岁，叫诗诗；小的是儿子五岁，叫文文。王丽的娘家在县城西面的另一个镇。这个镇地下煤炭储量很大，公家的、私人的煤矿随处可见。王丽的父亲、哥哥都在矿里上班，家境较殷实。王丽是幺女，自小花钱不缺，啥好吃吃啥，啥时兴穿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出脱得窈窕秀美、光艳照人，是十里八乡是有名的“村花”。

十八岁那年王丽考上县城高中。她的穿着、相貌在女生中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地被公推为“校花”。于是那些本班的、外班的痴情“相公”们，不约而同地向她发起了爱情攻势。小男生们像一只只发情的公鸡，挖空心思地尽情展示他们那撮或红或绿的羽毛。于是，一封封滚烫的、麻辣的、醋味的情书就很巧妙地溜进王丽的衣兜、书包或作业本里，让她不胜其烦。无奈，只得投诉于班主任，班主任管不了别的班，就向他的上级——校长做了汇报。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进行了声嘶力竭地痛斥，局面总算有所控制。

但可惜的是，众“小公鸡”包括“上级”都被王丽骗了。事实上，他们的“校花”并非不解风情，也并非对男女情爱不向往，实际上这朵花早就芳心暗许，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了。这个幸运儿是她的语文老师。该老师三十五、六岁，仪表斯文、谈吐诙谐，而且喜弄诗文，时不时地在校办刊物上发表些“太有思想”的创作。这一切的一切，让情窦初开的王丽痴迷、彷徨、心跳·····于是乎，她小心翼翼地在课下找老师请教诗词歌赋，一来二去，师生之间的切磋成了课余饭后的必须。那种才子佳人、琴箫合韵、珠联璧合的情景叫人眼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自愧不如。俩人的情愫在诗作的沃土上生根发芽。

高二下半年，“校花”肚子鼓了起来。不得已，只得辍学。那位“才子老师”背了个处分，极不情愿地被调到山里小学，糊弄儿童去了。

处理完腹中的累赘，王丽的诗兴和那不成形的胎儿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不想复学，也没心思打工。心想：“好歹嫁个人算啦！”可未婚先孕的名声竟使她无人问津，没有哪个正经人家肯屈就要她。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一晃七、八年过去了。眼看着青春将逝，父母不得已只得将他嫁给一个患矽肺病的矿工。这矿工原是个孤儿，比王丽大十三岁。多年的井下作业使她患上严重的矽肺病。好在这个煤矿属国营，作为照顾，矿工被安排下来，工资、福利照旧。看在钱的面子上，王丽一路嚎啕地嫁给了矿工——她是真哭。

想到要和这弯腰驼背、黑不溜秋的“病秧子”厮守一生，王丽万念俱灰。她时常想：“像我这么漂亮的鲜花咋就找不到一坨像样的牛粪呢？”在平时，一听到矿工要命的咳嗽，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寻死、出逃的念头不时地闪现，让她寝食难安。可最终她还是留了下来，她舍不下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安逸生活。

五年零八个月，矿工病入膏肓、撒手西去。留给她的除了满屋子怪味，还有一儿一女。王丽是一天也不想留在这满目荒凉充满死人气息的矿区啦。“头七”一过（人死后第一个七天），她就带着一双儿女回了娘家。

王丽的父亲两年前过世，母亲随哥嫂生活。母子三人的加入，使这个家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住房紧张、生活紧张、关系紧张······尤其是嫂子，一天到晚绷着个脸，不是打鸡就是骂狗，关门声惊天动地。王丽娘几个一出门，她就拿起扫帚扫屋、扫院。意思再明显不过：她母子为这个家带来了“晦气”。没人的时候，老母亲抹着一双红肿的浊眼尽量安慰她，可总是词不达意，弄得母女皆悲悲戚戚，无所适从。

这天，又是镇上赶集的日子。可天公不作美，早晨起来小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王丽本不想出去，但听到嫂子“乒乒乓乓”的摔打声，还是知趣地领着儿女出了家门。今天的集日特别冷清，没多少人，大部分买卖还没开张，商贩们缩着脖子等雨停。

“哎——这不是王美····美····王丽吗？”一个声音透着惊喜。

王丽扭头一看，不认识，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来人只得自我介绍：“不认识啦？我是李刚啊，你上届的同学。”

王丽仍没印象，但还是忙不迭地说：“是你呀，咋变成这样啦。”

“走，找个地儿坐会儿。”王丽领着孩子随李刚走进路边的饭馆。

这李刚家住县城东面，和老大一个镇。读高中时比王丽大一届。当年，他也是“追花”的“小公鸡”，因“开心”太早，荒废了学业，高中毕业证还是托关系弄到手的。后来，李刚接了父亲的班，在供销社当营业员。三年前，供销社倒闭，他承包了两间门市部，搞起了个体，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王丽如实地向李刚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说到眼前的窘境，忍不住失声痛哭·····

眼见昔日的梦中情人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模样，一股怜香惜玉之情涌上李刚的心头，他轻轻抚着王丽的双肩，慢声细语地说：“别哭啦，碰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