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论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李颖科教授著。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自序、历史篇、文化篇。
最初了解的作者是行政管理者，拜读了《历史文化论集》后，更是仰慕李教授渊博的学识和钦佩其在历史文化领域的钻研与务实精神。每个清晰鲜明的观点都有历史文献资料来支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大量的历史事实，增强了历史知识，读者有获得感。理性的分析，让人明白社会的进步与文化产生的原理。期间也不乏一些有趣有益的典籍故事，虽是论文，读来却兴趣盎然。
于是把约27万字的文集，来个导读，以飨读者。
在《自序》中，作者主要回顾总结了自己走过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体会最深的六个字就是：求真、创新、致用。
求真。作者在几十年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始终坚持求真的治学态度。一是对所运用的文献资料详加考证，二是采取疑以传疑的治史态度。
创新。李教授认为，创新永远是推动学术发展、促进行政管理的不竭动力。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他秉持创新的治学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大家，敢于发前人所未发，这样才能占据学术研究的主动与先机，也才能永葆学术研究的魅力与活力。
在日常行政管理中，他也一直把锐意改革、勇于创新贯穿其中，要动力、求活力。作者用自己从政的事实佐证了这一点。
致用。这是作者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一直从事研究与写作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者用自己三十余篇学术或政论文章，提出许多具有一定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举措及意见建议，既减轻了行政工作压力，又有助于活跃思维、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上编|历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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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非神农考。教授认为，那种把炎帝和神农看作一人的观点乃附会托古所致。
一是从文献记载的演变来看。战国以前，有关炎帝的文献典籍只言炎帝，未言及神农，更未将两者相提并论。
将炎帝与神农合并而看作一人始于战国时代。成书于战国末至秦初的《世本》首次指出：“炎帝即神农氏。”尔后汉刘歆、班固及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均主此说。
教授认为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战国时代，托古现象十分严重，人们为了抬高或者美化自己述论的对象，每每采取附会手法。诸如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社会生产中的诸多器械，科学文化中的天文历算、音律五声，政治领域中的若干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中的婚丧嫁娶等等，都由黄帝所发明、所制作。这是十足的托古现象。
在炎帝问题上也是如此。顾颉刚先生坚决反对将炎帝与神农合并。他认为这是“偷天换日”。
二是从文献记载的内容来看。炎帝与神农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火神，一个是农神。有关炎帝的记载，大都与火有关，有关神农的记载都与农耕有关。
三是从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看。炎帝和神农所生活的时代有很大距离。神农氏出于姜水 史称“神农之世，卧则居之，起则于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神农氏生活的时代正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炎帝亦生长于姜水之地，但他却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国语•晋书》和《新书•益壤》表明炎帝和黄帝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据《史记•五帝本纪》《逸周书•史记解》等诸多文献典籍记载，炎黄两帝曾在涿鹿展开一场激战，就是史上著名的黄炎之战。传说中的炎黄时代，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时期。所以，在生活时代方面，神农在前，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炎帝在后，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两者在时代方面有很大差距。
教授还指出，后人之所以把炎帝和神农合并看作一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都居于姜水之地；二是神农发明农耕，炎帝发明火，农业与火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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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黄帝与历史上的黄帝
黄帝是传说时期的人物，可资参考的资料有限，现有的资料真实性难以把握。研究黄帝就应该搞清楚传说中的黄帝和历史上的黄帝。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美动听的远古传说，而每个民族的远古传说又都具有一种浓厚的神奇色彩。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征服自然的力量，因而“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那些伸张正义、驱除邪恶，造福于民的人总是被赋予神的特性：他们既能上天入地，又能呼风唤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无所不能。
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良好愿望寄托在鬼神身上，另一方面凭借自己的主观努力。为了改造大自然，人们认识到了要把大家团结组织起来，选出最有才华最有威望的人成为领袖，久而久之这个人物经过升华便成为拥戴他的这个民族的象征。
也就是说，这个领袖人物在成为该民族象征之前，他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也就是说他是历史上的人物；在他成为该民族的象征之后，他就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也就是说，他已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中国远古传说时期的黄帝就是如此。远古时期，在我国黄河中游，有一个著名部族首领，他以自己聪颖的智慧和非凡的才能率领本族顽强抵抗外来民族的侵凌，并不断务修德政，安抚百姓，从而受到全体族人的爱戴和信赖。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黄帝。
最早谈及黄帝的是春秋时期的荣伊，其次是孔子及其弟子宰我、子贡。《大戴礼》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还有孔子与弟子子贡的对话，不难看出黄帝曾经是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春秋战国以来有关文献典籍也进一步证实，黄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这也就是我们要肯定的历史上的黄帝。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正是神话传说中的黄帝与历史上的黄帝。教授在文中用史料批驳了“炎帝即是蚩尤”的说法，并且指出，研究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和中华民族象征的黄帝，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当代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焕发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从而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迅速地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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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帝的治世方略
黄帝作为上古时期深受人们信赖与爱戴的部族首领，其治世方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德治。黄帝虽身处高位，但从不以最高统治者自居，始终与民同甘苦、共患难：“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
黄帝特别注重修德立义，以德治天下。在务修德政的前提下，特别注重老百姓的繁衍生息。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下，他以其聪明的才智充分认识到，只有挖掘土地的潜力，广耕耘，勤播种，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是时，庶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无羡欲之心，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
二是任贤用能。黄帝是个思贤若渴的人，即位伊始就开始网罗贤才。只要品行端正且富有才能的人，都会受到中用。风后、力牧的传说，沮诵、仓颉为史臣，伶伦作乐，马师皇为牧正……几乎黄帝的每一个臣子都身处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的职位上。
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
三是疾恶如仇。黄帝尽管宽厚仁慈，注重德治，但对那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之人，无论其职位高低，却也是严惩不贷。“炎帝欲侵凌诸侯”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把那些嗜杀成性的恶毒之人移居到北方极为寒冷的不毛之地。
黄帝上述三个方面的治世方略，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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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的发明创造。远古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进行探索，还力图追寻种种文物器用的来龙去脉。在中国，仓颉造字、有苗制刑、夷羿作弓、胡曹为衣、伯夷穿井等发明创造举不胜举，黄帝便是上古时代一名重要的发明家。
文献资料中黄帝的发明创造有：井、火食、衣裳、冠冕、釜甑、灶、陶器、舟楫、车、杵臼、旃、宫室、棺杶、伞、踢球、镜、几案、五声、音律、天文之书、书籍、嫁娶制度、分土建国、礼制法度、市场、坟墓、兵法、弓箭、阴阳五行等三十项发明创造。
上古时代各个方面的成就都由黄帝所发明创造，他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伟人。本来，各种文物器用的发明创造，都是人类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集体劳动、努力的结果，绝不可能是一个人智慧的结晶。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物器用的发明创造权每每集中于某个大人物身上。在希腊，一切文物器用都由主神宙斯或其女儿发明创造。
黄帝作为上古时代华夏集团一位杰出的首领，其聪明才智无疑远在一般人之上，他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进行一些发明创造。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取得超人的成就。
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上述发明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帝时代的经济生活状况；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表露了人类力量战胜自然威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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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时代的音乐、图画及典籍。随着文字的产生，作为文化两大门类的音乐和图画在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
黄帝时代的音乐，据文献记载，黄帝始作五声和音律：“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黄帝作律，以玉为琯。”五声和音律是否黄帝创始，很难据此断言，不过，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一般的乐曲倒是可以相信的。黄帝创作乐曲《清角》的传说故事基本素材不会是子虚乌有的。
再说黄帝时代的图画。按《论衡•订鬼》：“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他们就是民间世代相传的门神，至于后来大将军模样、手持兵器题为“秦军”“胡帅”的门神，则是在唐代出现的。
据《轩辕本纪》所云，黄帝巡狩天下，了解民情，途中遇见白泽神兽，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鬼神的事情一一讲给黄帝听。黄帝让人把白泽神兽所说的种种怪物画成图画，共有11520种，以昭示天下百姓，使人民免遭怪物的伤害，这是动物画。“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这是人物画。黄帝与蚩尤进行过战争并亲自杀死他，其容貌特征一定在黄帝心目中有深刻印象。可以说，黄帝时代已经出现图画是确定无疑的。
黄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尤其还表现在他的著述上。《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说》四十篇、《黄帝十六篇》、《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内经》十八篇……
无论是音乐、图画还是典籍而言，黄帝时代都是中国文化的草创阶段。我们坚信，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黄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人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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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年的华夏社会。
战国末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新旧交替时期，这一过渡性决定了这一时期在相对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动荡，而动荡的根源就是激烈的内争和频繁的外战。
一是深刻的国内变革。影响较大的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秦国改革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的强国之一，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奴隶主贵族看不到变法的伟大意义，准备与新兴封建地主拼个你死我活。最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竟导致商鞅被处以车裂的极刑。
由于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故而各国虽内争不止，但改革还是极富成效的。经过改革，封建集权制终于全面建立起来了。
二是频繁的对外战争。由于封建制已全面确立，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为了这个目标，各国展开了频繁的兼并战争。战争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国独霸中原时期。魏文侯时期，李悝主持变法，魏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霸权的鼎盛，孙膑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及逐日减灶的马陵之战就是十分著名的战例。
第二阶段是秦齐对峙时期。魏国衰弱后，秦齐两大强国对峙。魏、赵、韩等国大兴合纵与连横。久而久之，合纵逐渐演变成六国并力抵抗强秦的主要手段，连横成为秦国拆散六国联盟的固定策略。
第三阶段是秦赵大战时期。公元前262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公元前260年秦用反间计使赵孝成王撤掉廉颇换上赵括，最终全军覆没。之后，赵无力与秦抗衡，秦独霸中原初露端倪。
两百余年的战争虽然风云激荡，却并未使社会经济收到严重影响。相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反而呈现繁荣的景象。
农业生产方面铁农具广泛普及，水利工程的兴修（西门豹在邺县漳水工程、李冰父子治理岷江、秦始皇时关中修建的郑国渠等），造就了数百万亩良田。农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手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有进步。最发达的首推冶铁业。车船制造业也是这时较为兴盛的一项手工业。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商业是大有裨益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战国时期商人活跃，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也影响到了国家间的政治。“弦高犒师”的故事广为流传。金属货币的大量流通是这时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刀币、布币、贝币等货币样式多，说明货币的流通还带有地域性。
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鲜而幕衣敝。”可以看出，我国封建城市的分布已初步定点了。
除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外，大变革给人们的思想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士人们各抒己见，出现了“百家争鸣”，主要学派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促成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为华夏大地留下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宝库。
在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领域，这个时代也是成绩斐然。《左传》《竹书纪年》史书的出现，百家诸子的散文，楚辞新的诗歌体裁，工艺轻巧的青铜器，相当高水平的音乐编钟，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司南的问世，被付诸实践的四诊法，记载了小孔成像的《墨经》，表明了政局动荡不安，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并行不悖，人文科学的激烈争明与自然科学的小有成就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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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对秦国的贡献
吕不韦原是战国末年的一个商人，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也给了他强大的政治野心。他是秦统一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一是他与秦的文治武功。为政十三年，重视发展生产、鼓励从事手工业、商业及城市经济长足发展，部署了一系列兼并战争，初步形成吞并六国的规模。
二是对外战争屡建奇功。“断齐秦之要，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秦派大将蒙骜伐韩、赵、魏等连战连捷。仅在前247年，在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带领下，秦军败北退至函谷关。他当政时期，秦的对外战争几乎屡战屡胜。
三是成就斐然的国内各业。在农业领域，牛耕的普及、铁农具的广泛使用，郑国渠的兴修，还整理了讲述农业生产经验的文章。手工业方面，采矿、冶铁技术成熟，制陶业先进，纺织业、漆器生产、皮革和煮盐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商业及城市发展得到长足发展。他在任期间，咸阳城一时歌舞升平，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都会景象。
他也是世界八大奇迹秦皇陵这一伟大工程的最初设计和督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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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的哲学思想
《吕氏春秋》对宇宙产生的认识十分朴素，认为万物及人均源于自然。李教授选取了《吕氏春秋》里的经典例子来论证其哲学思想，此处只提炼其思想。
一是天人观。生于阴阳，化于太一；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参照自然运行的规律，看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运动变化的过程。
二是辩证思想。《吕氏春秋》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祸福相依、从正反两方面注重人事做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创新思想等。
三是认识论思想。强调认识具有很强的复杂性，探寻本质去除成见，排斥淫辞、循名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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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儒、佛、道
唐代是开放、豪迈的时代，初、盛唐更是风流、浪漫与自信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心理滋养了唐人豪迈、开放的心理结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因而儒、佛、道三教并立，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
唐代的儒学在保存儒家基本思想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思想成分，与自然科学相渗透，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而得以迅速发展。
佛教在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太宗下诏建立佛寺，武则天在各地修建大量寺院等，佛教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组织译场，大规模翻译佛典，创立佛教宗派，佛教在移植和创造的过程中发展。
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唐皇帝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耳的后裔，要优先尊崇道教。唐对道书的整理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玄宗专门收集道书，编辑《一切道经》，还亲自注解《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
道、儒、佛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彼此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比如韩愈，高举反佛旗帜，崇尚儒学；与他齐名的李翱一再指斥“佛法害人”；道士出身的傅奕指斥佛教是“胡神”，道士李仲卿也帮腔斥佛教为夷教。然而儒学与佛教却在思想深层默默地进行着内在的融合与沟通，道佛也在哲理、仪式、方法等方面进行着一定的融合与渗透。司马承祯的道教理论吸收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印证了三教的融合。它们在斗争中融合着、发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