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可以讲出很多农村发生的故事，或者从老百姓口中听到的离奇故事。有一些，我敢断定甚至难以置信，最高明的观众也看不到其间的隐意。现实往往才是魔幻的，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力争辩抑或懒得理解罢了。很多时候，清醒意味着痛苦，而所谓的分辨能力真的代表方向正确吗？存疑。

汉梅的生活中有一些空洞，不能被填满，不能被涂上色彩，然而那就是她的生活。谁说一定要印象丰满，画面充盈？所有的故事都是存在漏洞的，本来就是遗憾的一部分，不必强求圆满。正如人生旅程，既有远处可见的风景，也有脚底无从忽略的泥泞。

“我感兴趣的是，那个女人怎么将西方教会的东西与传统乡村文化相结合，”伍道祖的视角果然不同一般人，“真是个人才！”

“你不是对发生的事情好奇，”戴兰插话说，“没猜错的话，你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故事的主角竟然是女人。尤其是那种拼了命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的乡下女人，太不可思议！”

我没料戴兰说出这些话，很喜欢。

“这回我站在戴兰的队里，”俞小蛮不假思索地说。

颜子回小声问道：

“你们分出阵营了吗？”

“哪有，玩儿呢！”沙狄笑着说，“这不是有个抬杠王吗？就没有他抬不了的杠！俞小蛮不站队的话，他该当多么寂寞啊！”

“可是，他讲得总是很有道理呀，”蒋和珍温柔地说。

“多数人就是不爱讲道理，怎么办？”伍道祖并不介意地说，“所以喜欢扎堆儿。所以才叫多数人！”

听他这么说，我们都不乐意了，做人这么自傲总得凭什么吧？难道仅仅因为善于思考、或者人称聪明就够了？没人否认他的才华他的特殊，但夸奖难道不应该是由外而内的吗？毕竟洋洋自得会激发起旁人的反感，显得愚蠢。若果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注意言行举止，不懂得谦虚低调。年轻当然算是好托辞，这儿除了一个老张，谁又不年轻？老张带来的那些鸡不过一岁，虽然听说有几只已经开始下蛋了；而被我取名小祖的那只狗，顶多八个月。

我忽然觉得非常好笑，极力忍着不笑出声。表情夸张点儿无所谓，反正他们也看不见我。

沙狄还是愿意讲比较血腥的故事。

话说几年前，日本人还在东北赖着不肯走，培养着全面入侵中国的狼子野心。有个远房表叔叫刘正龙，是牡丹江郊区的一个农民，他们那个村庄叫刘家屯，几乎就一个刘姓。其实刘正龙祖籍在江西九江，二十几岁上东北给招了女婿，丈人也姓刘。他为人实诚，外表也很高大，像东北人，那一家喜欢他，不拿他当外人看。后来孩子也有了，一男一女，小日子过得去。

事情出在一个晚上，大冬天的，第一场雪刚刚开始往下落，山脊梁眼见着渐渐变白。刘家屯突然被大队人马包围，火把照亮了所有的房屋，大人孩子一个不剩地被赶到了场院前。刘正龙恰好提盏灯去地窖里拿白菜，听见动静不同寻常，赶紧吹灭了灯，蜷缩着不出声。

也不是什么原因，似乎他们在找一个人，大约听说是潜伏在了这个屯子里。显然，人群中是没有的。他们在叽叽哇哇地质询着，怒骂着。搅了一阵儿，得不到结果。群众像木头一样呆望着，连小孩也没有哭出声来的。

他们烧起第一间房子。群众开始有了小小的骚动声，然而，一声枪响，复归安静，只有屋子烧出的“噼噼叭叭”的刺耳声响。

刘正龙大气不敢出一个，知道大限将至。火光映照下的家人们、乡亲们，正在被危险所吞噬。当听见自已孩子的哭声时，他还是悄悄探出半个头。

那景象令他肝胆俱裂，终身难忘。一个稍显年轻的男人倔强地昂着头，转眼就见刀光一闪，头落在地上，鲜血喷出一米多高。

骑在马上的日本人扫视着人群，伸手指向一个妇女。女人怀里紧搂着熟睡的婴儿。两名绿帽子的士兵凶神恶煞地过去，从女人怀里抢过婴儿。女人给吓疯了，不顾一切地冲上前，然而枪响倒地，在灰尘中抽搐，挣扎着，一时并不能死去。

婴儿被扔在场院中央。刺刀红通通的，是火光也是血光。那些无比丑恶的嘴脸露出狰狞的笑容，一边“咿咿呜呜”地叫嚣着，一边用刺刀挑起了婴儿。

只有用泥土塞满嘴巴，只有将手指深深插进坚硬的土坯里，刘正龙才不致痛苦得发出声响。他亲眼看见家人和乡亲们像木材一样倒下，甚至于来不及哭喊；他亲眼看见整个刘家屯被点燃焚烧，有同归于尽的想法却没有那种勇气；他幻想这时来一场大地震，面前能裂开一道巨大的地缝，活埋掉所有的日本人，是所有的；或者至少出现一道闪电，劈死当头的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小胡子，那个披着人皮的恶魔。

大雪真的像鹅毛一样地飘落，落在灰烬上，落在枯木上，落在大地上，也落在那些尚有余温或者已然冰冷的躯体上。夜黑如墨，世界却反射着银灰色的微光，如同末日快要降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