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像孩子一样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能更好地长大成人，这样的说法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是一句真理。研究表明，越是允许孩子们更多地去玩泥巴、做游戏，去自主寻找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越会在日后的生活中茁壮成长。
几年前，我去参加了一位朋友的活动 ，当时曾问这对父母，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怎样的人。此后，我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那些答案。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希望他们有独立的思想，有共情能力和恻隐之心：共情能力是指能切身体会到另一个人的情绪；恻隐之心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多了一层想帮助他人的欲望，而这欲望又不至于让他人的磨难影响自己的生活。我们希望孩子们有韧性，有自知之明，足智多谋又谦恭有礼，并且终有一天，能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去面对这个世界。
但在这一系列的希冀之中，我们掉入了一个陷阱。我们仿佛认为，自己该对孩子一切的优良品质负起最终责任，对他们不那么优良的品质更是如此。千禧一代 的孩子（比如我）和我们的上几代人，可不是从小就有父母在边上拿着纸和笔记录KPI 的。“好奇心？一大堆。韧性？还有提升空间。”恰恰相反，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空间去自主学习、培养这些技能和品质。
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的育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对父母的期望值一直在稳步上升。“直升机式父母”（“盘旋”在孩子身边，提供过度保护，从而导致孩子丧失独立性）越来越多，“母职内疚”越来越普遍，还有了“职场母亲式内疚”和“全职母亲式内疚”的细致划分。为人父母，尤其是为人母亲所产生的内疚感，似乎比在忏悔室里感悟的还要多。同时，社会对育儿这件事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一边是维多利亚式的“孩子可以被看见，但绝不能被听见”的育儿哲学，比如父母在与孩子一起乘飞机时，会给其他乘客分发自己提前准备好的耳塞；另一边则认为，孩子就应该像孩子一样生活，父母（和其他的成年人们）则应该调整自己的计划，尽力满足孩子的这一需求。整体来说，我更倾向于第二种主张，但也许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找到一个中间值，并且停止对这类父母的苛责。后来，新冠疫情暴发了，但有些父母仍然将孩子送去学校或者托儿所，这一行为让其他的父母大为震惊。陪伴孩子学习的同时兼顾自己的工作，成为育儿的终极边界。
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父母们已经开始倾向于规避风险，“直升机式父母”也已不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自己出门玩耍，等到路灯亮起时再回家，这样的童年记忆对我们的祖辈来说是常事，但对于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了。我们这几代人从小就被保护着，我们眼中的世界似乎处处充满风险。虽然真实的风险的确存在，尤其是对于孩子们而言，但是那些适度、适量且可控的“冒险机会”，能极大地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有韧性、有自信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