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鸣而死
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里，他这样写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因为这样的忧乐情怀，南宋的吕中忍不住夸赞他: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入世求仕是所有儒家士子都有的追求，但求官之后该怎样为官，却考验着每一个士子的良心。
汲汲富贵争名逐利显然不是真正士子的追求，真正的读书人应该看淡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天下人的忧乐放在心上。
范公最可贵的不是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而是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它。
庆历三年，为参知政事的他，上书建议十事，主张建立严密的任官制度，并深忧各路（相当于省）监司等官吏“不才”，下决心澄清吏治。翻阅登记各路监司簿册的时候，看到庸官、贪官的姓名，就“一笔勾之，以次更易”。枢密使富弼见此情景，忍不住劝阻说：“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十二丈”是他对范仲淹的尊称，他希望范仲淹能下笔谨慎，事关一个官员的迁升。一笔下去，就可能给这一家人带来灾难。
而他却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回答: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让这样的庸官贪官去哭和让一个省的老百姓哭，孰轻孰重？
在“哭”与不哭，让谁“哭”，让谁不哭的选择之中，范仲淹的这种做法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襟怀和担当。
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欧阳修这样盛赞他，自身的得失荣辱从来不是他考虑的东西，澄清天下才是他执着的理想，哪怕因此多次被黜，他也没有什么好顾念的。
宋神宗熙宁年间，和尚释文莹所写的《续湘山野录》中，就记录了他“言事三黜”的小故事。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悴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日：‘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
分别讲了他三段被贬的经历。
第一次被贬是因为上书请求当时执掌朝柄的章献太后还政与皇帝。奏章一写，就轰动朝堂，力荐他的晏殊得知，不免大惊失色，责备他的轻率莽撞，不仅对他自己的仕途有害，同时也会牵连自己。
而他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写了一封《上资政晏侍郎书》，向晏殊郑重申明自己的立场，只要是有益于朝廷社稷，自己必定秉公直言，即使牺牲生命也毫不顾惜。
事情果然向晏殊推测的那样，因为触怒了太后，他被贬河中府任通判。临行的那天，京城的大小官员送他到城外，大家举杯为他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人们认为他是对的，他的被贬，恰恰是他的光荣。
第二次被贬，更是世人眼里的不知进退。得罪的是已经掌权的年轻的皇上。年轻的皇帝执意要废掉当初章献太后为他选的皇后。而无故废后是朝廷大忌，站在朝政安稳的角度上，范仲淹居然不怕触怒天子，又站出来秉公直言。
这样不识时务的他被皇帝一怒贬到睦洲，故事里记载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为他送别，大声赞扬他：“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而他还是和上次被贬一样，坦然处之。笑对这仕途的起起伏伏。
第三次被贬，更是犯了为官的大忌。他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当朝宰相吕夷简以及借助吕夷简升官发财的小人们，他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仁宗。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批评执政者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为害朝纲。而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过来诬陷范仲淹结党，离间君臣。
事情的结果，皇帝将被诬结党的他贬到了饶州。消息传来，群情汹涌，士大夫们第三次跑来喝他的饯行酒，都称赞他：“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而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哈哈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献祭吧!”
在这个故事中这次被贬有这样一个温暖而振奋的结局。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下面这个样子。
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
这个故事记载在北宋的王辟之所撰的《渑水燕谈录》里。
在这个故事里，士大夫中已经没有人敢再去送别范仲淹了，只有一位曾经当过待诏的叫王质的老者，抱病为范仲淹饯别。有位大臣还为此责问王质，说："您是个忠厚长者，为什么要把自己和那些朋党分子搞到一起呢？"
故事中的王质朗朗回答："范仲淹是什么人？他是天下贤者！我怎么能够跟他比？如果我能够成为范公的同党，那是您对我的厚赐了！
“极光”“愈光”“尤光”，虽贬犹荣。我是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士人能不惧压力，一送再送三送，用行动来声援他，在对他的饯别中彰显士子的风骨。但实际情况可能却是世态炎凉，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好在毕竟有王质，有和他一样的士子，凛然独立，不惧东南西北风。“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人物。有了他们，我们优秀的士子传统才得以传承。
“三光”之后，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好心地劝告他说，君在朝中屡次的直言，都已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愿君此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可保安宁。
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立即回了他一首《灵乌赋》，在回复中他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曾蒙他指引的张载后来说。而我们的范公却已经躬行在前。
随它野径云俱黑，我自江船火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