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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矫枉过正，事与愿违
董卓虽说进了京城，但还得讲究个名正言顺的管理权啊。
西汉早期的大儒家董仲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的新儒学里，又糅合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念。一遇到自然灾害，那就是人没做好，遭天报应。东汉时期自然灾害频繁，皇帝经常会反省自己是否德政有失？每逢灾年，为了向天请罪，就有了或者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或者罢免大臣（找个大臣顶罪背锅）的传统习惯了。
正值久雨成涝，董卓暗示朝廷以此理由罢免了司空刘弘，而由董卓担任司空。司空主管礼仪、德化、祭祀等，属三公之一。董卓一跃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不管大家情不情愿，这个组织程序是合法的，董卓这次没有动用武力强迫，是众臣举荐、朝廷正式授予了董卓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和责任。
有其位就必须谋其政。董卓位居三公之一，就有了开设公府、征辟掾属、举贤荐官的权力。保家卫国需靠军事实力，治理国家还得知识分子。董卓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董卓很尊重天下的读书人，征召很多当时德高望重的名士出来做官。
比如礼聘大儒蔡邕（就是蔡文姬的老爹）为官，蔡邕称病不肯，董卓威胁杀他全家，于是蔡邕才就范。董卓十分敬重蔡邕的才学品德，举荐他，使蔡邕三天之内，升迁三次，轮流任职了御史台、尚书台、谒者台等三个朝廷要害部门，最后任侍中（皇帝近臣）。董卓强迫蔡邕做官的手段虽然显得野蛮无礼，但他求贤如渴的拳拳之心却也昭若日月。
对新提拔重用的一些士人，如周毖、伍琼等，也是信任有加。董卓听从周毖、伍琼的建议：“要想矫正恒帝、灵帝时期的弊政，就该征召天下有名望的士人，以收复民心。”令周毖、伍琼和重新回来上班的郑泰等，淘汰贪官、庸官，选拔有才德、被压制的士人。一时间，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被启用。而董卓自己的亲信部将，并未担任高官要职，只是担任一些诸如中郎将、校尉、都尉之类的军官而已，不参与政治。
董卓武将出身，没啥文化，但在重礼教的东汉时期，他也学着墨守成规，从古制礼法中找出可效仿的典故先例，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合法性的依据。那这事就得倚重身边可信赖的文化人来帮他做了。这时，就有一个几乎被历史埋没的小人物，不失时机的出现在董卓身边了。这人就是掌管宫殿警卫的光禄勋（或叫郎中令）、位列九卿之一的李儒。
董卓在其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深感皇帝昏庸无道，造成宦官猖獗、作恶多端，祸害国家。如今励精图治，就想从根源上着手：固本清源，为国家换个好皇帝。不排除的可能性是李儒用伊尹、霍光的例子启发了董卓，但起码李儒等士人的引经据典坚定了董卓的取舍判断。
军阀的作风往往是粗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按常理出牌了。董卓认为少帝性格懦弱，担当不起皇帝重担，应比照古时候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昌邑王的故事，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仁孝贤明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君。事先，董卓约袁绍商议此事，话一出口，便遭到袁绍的强烈反对。两人话不投机说急眼了，拔刀相向。董卓顾虑袁家的声望，也想留有余地，故没加害袁绍。袁绍引刀横揖，弃官而去，逃亡冀州，投奔袁家故吏、冀州牧韩馥去了。
历史的机遇给了董卓一个完全不应该属于他的地位，也算是历史开了个玩笑。直到这个时候，实事求是的讲，董卓的初心不是想搞破坏的，他还是想复兴汉室、把国家搞好的。谁不想流芳千古呀？从他任用大量的文化人、贤才来治理国家，就可见一斑。再则，从社稷福祉、苍生幸福的角度来看，选立明君贤主，未必就不是一件明智之举？只是随意废立君王这种事，在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的眼里，那可是人神共愤、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董卓真是怀有篡位野心，一个软弱的少帝岂不比一个睿智的陈留王更好驾驭？或者请御用文人找出古代君王禅代的法理依据，直接践祚登基得了。
八月三十日，百寮大会，董卓不听反对意见，强行推动废立之事。众大臣摄于董卓的武力威胁，或是选择顺从，或是选择沉默。太傅袁隗同意董卓提议。九月初一，在董卓的武力胁迫下，袁隗主持朝廷会议，正式废黜少帝刘辩，改称弘农王；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
查阅史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有关记载，有的细节过于简略，疑点重重。特别是从八月二十八日（辛未日）董卓护驾进京，到八月三十日（癸酉日）董卓以司空身份，参加百寮大会讨论废立，仅仅只隔了两天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单凭董卓一个外官，要完成控制京城军队、策反吕布等并州军，确立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进而操纵朝会，操作难度是巨大的。可行性太小！假如朝中有人援手，那就不一样了。
不妨做一个大胆推断：最大的幕后黑手是太傅袁隗！京城大乱后，袁隗自然是朝廷的一号大臣了。按照东汉社会的“门生故吏”官场游戏规则，门生、故吏如臣子，任由旧主驱使。袁隗自信能控制得住袁家故吏董卓，所以放心的让董卓掌握军事大权，作为日后自己专权的工具。废立皇帝，是最符合袁隗的政治利益的。废黜了少帝刘辩，就能迅速消除何太后的政治影响力，彻底铲除何家的残余势力，何进何苗的部曲将士也就很快投靠袁隗的军事代理人董卓了。而扶植年龄更小的刘协登基，已经没有什么太后、外戚将来能构成威胁了，更便于袁隗控制。
百寮大会时，那就是董卓、袁隗演双簧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把皇帝给换了。心气高傲的袁绍是不满奴才董卓的地位一下子跃居自己之上，就跟叔父袁隗使性子，跑了。至于后来局面失控，董卓尾大不掉、反仆为主，那又是袁隗始料未及的。关于汉末这次废立之举，后世的撰史文人用春秋笔法，替袁隗文过饰非、让董卓背黑锅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显出董卓低层次的人格本质了。出身低微的董卓突然一下子矗立庙堂之上，受众人景仰、膜拜，确实很难把握住自己。于是乎正义感膨胀，愤怒声讨何太后逼死董太后、违背儿媳孝敬婆母之礼制的罪行，要为董家报仇雪恨。将何太后打入冷宫，几天后又派人毒死何太后。还处死了何太后之母，并将何苗尸体从陵墓中掘出，弃尸路旁。董卓是不是受袁隗指使，出头来干这些脏活，仍然是个历史谜团。
紧接着，九月中旬，征召公卿大臣们的子弟为郎官，补充到宫中原属宦官们的各个岗位，从此东汉皇宫里再无太监。不久，董卓任太尉，赐节钺虎贲，封侯。成为了朝廷事实上的一号权臣。他任命名士杨彪、黄琬分别为司空、司徒，然后为党锢之祸的领袖以及所有受牵连士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些士人也被任命为州牧、郡守一级的地方大员。董卓没有计较袁绍的冒犯，还是以朝廷的名义，任命逃亡到冀州的袁绍为渤海郡太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曹操不买账。袁术逃亡南阳；曹操逃往兖州陈留郡，散尽家财以及友人资助，招兵买马，拉起了五千人的私人武装。
十月，黄巾余部“白波军”伙同南匈奴叛军寇略河东郡，董卓派女婿牛辅率军征伐。十一月，董卓任相国，被皇帝赐予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意思是：上朝见皇帝时，只被喊官职不被喊姓名、不用一溜小跑、可以穿鞋佩剑上殿堂，就像西汉初期萧何的政治待遇。可见，董卓也是个凡人，也会落入历代权臣都热衷的俗套。
此时的董卓掌握了东汉的兵权、政权、财权，前所未有的巨大幸福感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的。何况董卓在边陲长大，羌胡习气甚重，性格简单率性、粗放刚烈，不隐感情，不藏城府。得意忘形的董卓，忘乎所以，逢人自吹：“我的面相，就是至高无上的贵人相！”
董卓做了很大努力来笼络和取悦士大夫集团，他明白自己没文化，想管理好国家，离不开士大夫们的支持。但无论董卓怎么做，无故废立天子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以公忠体国为己任的士大夫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即便天子不好，那也不敢随便废掉。就算皇帝无德无能、触犯天意，需要换掉的话，那也应该是有大德大仁之士来替天行道啊！怎么也轮不到董卓这等野蛮人来做这种事吧？士大夫们骨子里是看不起董卓的，特别是袁绍。对董卓的那些施恩施惠，袁绍们根本就不稀罕。傻子董卓呢，还一往情深、一厢情愿的沉湎于与士大夫们精诚携手的幻觉中。他就没做好和士大夫决裂的思想准备。
偏偏这时又出事了。京城之都，皇亲国戚、贵族豪门云集，家家珠宝钱财充盈。一直跟着董卓在西方苦寒地区打拼的凉州将士，就像一群土包子，到了京城这个繁华世界，受不了强烈的诱惑，光天化日，入室抢掠奸淫，不避贵戚。董卓一贯的带兵思想就是同甘苦、共富贵，打仗时将士们就愿意同生共死。董卓对手下的暴行不加处罚和管束，起到了纵容士兵继续施暴的作用。京城一时人心恐慌，朝不保夕。
董卓的偏执放纵，猪队友凉州兵的胡作非为，致使董卓的结交文化人、共创匡正大业的最后机会丧失。这些新的伤害使士大夫们心中的怨恨进一步加重。岩浆在暗暗的流淌聚集，火山终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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