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初，上海每石米价疯涨到320万元。物价一日三跳，市民急得六神无主，顿时民怨沸腾。市政府被迫同意每月二次结算工资，于是在这春季，全国大量企业商号倒闭，北平和天津的工厂倒闭70%~80%、青岛的7百余家民营工厂几乎全部关闭，沈阳3千多家商号仅存1千多家，上海的大工厂开工率仅及平时的20%。在此期间，上海工人反对关厂、解雇、冻结工资、物价飞涨等群众性抗争事件频发，有资料统计的就达1920次，参加工人有18万之众。这期间上海还发生人力车工人全市大罢工活动。全国又发生抢米风潮，上海不仅抢米店，连糖果店、糕饼店、布店、煤炭店也有被抢的，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心动荡不安。
蒋介石为了挽回危局，急需转移人们的视线，于是打着“民主政治”的旗号，要实行宪法，选举总统。在1948年4月4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布置选举工作，蒋在会上表示“国家未能统一，自己决不竞选总统”。他再三辞选的态度使众人无所适从。这时重要幕僚张群出面，提出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些修改。于是在宪法内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以紧急处分。”并在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这“临时条款”。蒋介石在总统候选人的演讲大会上讲述自己一生的奋斗史，最后表示：“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这样他就成了没有人与他竞争的总统候选人。到时弄个居正作陪选，经“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李宗仁险胜副总统。由于李宗仁是桂系军阀，曾多次反蒋，又获得美国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曾说“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 1948年5月1日宣布正副总统当选。
就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总统选举期间，国内发生了几件大事：
（1）4月22日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这时在召开“伪国大”代表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面面相觑，感到震惊和失望。南京国防部发言人，为之掩饰宣称：“驻守延安国军为适应情况，集中力量打击彭匪主力，已于21日撤防延安……国军占领一年另一个月中各项设施多已破坏，今已失去作用，对全盘剿匪战略并无影响。”厦门有一报纸竟用“我军一撤千里，匪军追赶不及”的大字标题为蒋军遮羞。
（2）“四月风暴”。在“行宪国大”期间，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宣布“学联为共匪策动之组织，”并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4月，北大、清华等多数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总罢课，进行“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同时，北平各大学的教职员工、研究院、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为要求调整工资、抢救教育危机，进行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罢课结合成“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
（3）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5月4日，上海的大学、中学1万5千名学生，在交通大学集会，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并与“反迫害、反饥饿”大游行结合，成为有社会各阶层参加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而且遍及北平、天津、南京、成都等10多个城市。
（4）“不食杨妹”。当蒋统区米价疯涨、抢米四起、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在4月27日，上海《申报》刊载了一件奇闻，署名为魏雪珍写的“少女杨妹九年不食。”她说“该报重庆记者采访一个叫杨妹的少女，九年前因饥饿在山上挖了一个‘慈菰’吃，居然肚子就不饿了。九年来，她除了水以外，就不吃任何食物，而且身体一直很好”。为此《申报》还加了编者按强调“这不是什么骗人的鬼话，而是一个值得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于是政府要员张群、重庆市长杨森等表示“要向中央建议，拨巨款对杨妹进行研究。”当时还有些医学专家认为“杨妹体内有一种特殊的叶绿素，所以能依靠空气、阳光和水生活。”上海市政府还把杨妹接到上海，并派专人监管护理，组织专家进行考察研究，证明“杨妹确实不食。”《申报》为此连续发表了30多篇文章，更加引起社会轰动，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男女老少每天议论杨妹。老百姓难得一饱，有不少人到郊区去挖“慈菰”。但挖不到这类能吃了不饿的野果，贫民饥饿难忍，就挖野菜、草根吃。在无锡、常熟等地，有群众吃了一种白色的泥土，称之谓“观音土”，拉不出大便，腹胀腹痛，衰竭而死。
这种混乱悲惨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断，在7月17日被群众发现杨妹在偷吃稀饭、盐豆、白糖、红烧肉等食物。于是真相大白，电台和报纸纷纷谴责：“这是当局造假，迷惑民众、转移视线，责不可恕……”
（5）纸币泛滥、经济危机加剧，1948年6月22日，《申报》底4版头条称：“米价每石在3月初为320万元，现在已超过1200万大关了。”有英文报称：“广州市民饿死者每周600人。”“中国人民挨饿者今年有3500万人。”
上海有一份报纸评论，“1948年4月，一般职工的工资每月为100万元~380万元。到6月，一只大饼就需3万元。到7月，25万元票面的法币上市，法币的发行量达战前20万倍，物价为战前390万倍。一家几口何以为生？人民生活之惨苦，难以言表。
造成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由于战争的巨大耗费，加上经济管理混乱、生产无序、贪污腐败等，于是一切问题都用增发货币来解决。”
经济学家许涤新撰文称：“据估计，1945年实际支出2万亿元，1946年约9万亿元、1947年为88万亿元、1948年上半年的实际支出为400余万亿元。而收入只有50~60万亿元，赤字在350万亿元以上。其财政赤字有60%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维持的。”
由于社会没有物资为支撑，导致纸币泛滥、经济崩溃、民怨沸腾。
在7月中旬一个炎热的晚上，四川路桥附近一幢大楼里，泰安贸易信托公司一间办公室关门闭户，摸黑在召开秘密会议。临街的月光透过薄纱窗帘朦胧地照进屋里来，房内有7个男人安静严肃地紧靠着坐在一起，他们都是一个党支部的中共地下党员。房内很闷热，全靠房顶上挂着一个大吊扇，在不停地旋转着，产生一些清凉的风来。
正在滔滔不绝说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也是公司的经理奚泰安，他的近视眼镜在黑夜里闪着微光，激动兴奋地传达几天前上海特委召集上海各地的特供站负责人会议，听取一位从陕北来的同志讲述最近一年来解放军对敌斗争的情况。这对身处龙潭虎穴的中共地下党员来说是何等重要和珍贵，所以大家怕漏听一个词，瞪大眼睛，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奚的讲话：
“自从毛主席在去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后，我们的心，都悬在半空中了！因为胡宗南这鬼儿子出动34个旅，有23万全部美式武装的人马，而我们在延安的部队只有2万人，由彭德怀和习冲勋等同志率领对抗敌人，毛主席说：‘我们要用延安换全中国。’他大智大勇似有神助，几次绝处逢生躲过胡宗南敌兵追击。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敌人侦查组发现王家湾有电台群活动，胡宗南决定要用2个师的代价来搜捕中央首脑，就在去年6月初，敌人29军的2—3万敌人已经追到离王家湾只有30多里的坪桥镇。情况万分危急，晚上敌人的人喊马叫声都能听清。当毛主席离开王家湾时，身边只有200多人，天正下着大雨，山路又滑，他率领队伍在距离敌人几公尺高的山坡下悄悄地冲了过去，这神奇的大雨帮了大忙。去年8月，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向米脂县转移时，后面有大量的追兵，在公路上经过一座最大的桥时，当地同志建议把这桥拆了，防止敌人追击。毛主席说‘这里没有桥，群众怎么过河呢？’在部队过桥后，他叫人在桥畔立一块木牌，如实写上‘毛泽东由此向前’。当敌人追到桥旁，看到木牌，研究了半晌，他们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诱敌脱身计谋，就向相反的方向追去了。最使毛泽东恼火的是胡宗南的主力师36师，师长钟松是黄浦出身，也算是一员战将，他紧盯着毛主席的警卫队不放，多次使中央机关陷入险境。在去年8月20日由毛主席亲自指挥彭老总打榆林，把钟松的36师干掉。这一仗是西北战场由防御到反攻的转折点……
这次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延安的较量，可以说是中国两个政权，两种前途的较量，不仅中国人关心，连外国也在密切关注。
彭德怀和习仲勋根据毛主席设定的‘蘑菇战术’，利用陕北山高路险的特点，拖着敌人的队伍进行‘武装大游行’。他们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宿，弄得士兵疲乏不堪，还是一次次落入解放军的伏击圈被歼灭，直至收复延安。西北战场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的革命斗志，一路攻坚克难，气势如虹。
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如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率领下，从去年9月发动秋季攻势，歼敌7万，接着冬季攻势又取得辉煌战果，歼敌15万，解放一大批城市，使东北的大城市沈阳、长春等被完全孤立，去年9月，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挺近陇海路后，进入河南、安徽、苏北地区，2周歼敌2万5千人，解放城市10座，今年5月，他们又在胶济线发动春季攻势，歼敌8万多人，解放城市17座，6月又解放河南开封等12座城镇，歼敌4万；还有陈赓、谢富治的太岳兵团，聂荣臻、徐向前、肖克、杨得志、罗瑞卿的华北野战军等都取得重大胜利。解放军从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一年内歼敌152万人，解放城镇164座。
而从1946年7月起计算两年来的战绩：我们解放城镇586座，歼灭国民党军264万人，解放军总数已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
还有两件大事说一说，去年10月10日，我们党中央向全国发布两个历史性的重大决定，第一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以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哈哈……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要打到南京去，建立新中国，终于盼到这一天！哈哈……在同一天公布的还有《土地法大纲》，即日起在解放区实施，将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田的贫苦农民，‘使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广大农民祖祖辈辈盼望的梦想终于得到实现，我们每一个党员能参加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