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江未兴楚，秦悯虚同盟；祝聸射膊伤周室，郑伯有礼战于郎；《九韶》余音绕南亳，《商颂》终宋效桀纣；吴越相戈河不阻，三楚有音自清浊；仁德相随伴礼义，先哲不屈为儒歌；尘埃沉浮惹旅痕，淮水悠悠万顷波。

《水经注》说：“淮水又东迳安阳县故城南，江国也，赢姓矣。今其地有江亭。”西汉时期置安阳县，属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南，隋废。《水经注疏》说：“《汉志》安阳颜《注》引应劭曰，故江国，今江亭是。《续汉志》，安阳有江亭。”至于江国，在今河南省息县西，今正阳县东邻新蔡、息县。《新序·善谋上》说，齐桓公时，江国、黄国小国也；在江之间，近楚。据《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记载，江元仲为伯益之三子，名恩成，字元仲，侍夏帝启时为大理，也就是主掌刑名的官员，前1101年立江国。

《水经注》说，《春秋》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文公四年，即前622年，楚穆王出兵灭江国，秦穆公避开正寝去郊外暂住，且穿素服、去盛馔、偃息声乐，超过应有的礼数。秦穆公知道江国被灭后，作为同盟不能救援感到惭愧，也为自身的处境而忧，且引《诗经·大雅·皇矣》的话说，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毛诗传笺通释》说，古文上作二，与一二之二相似，二国当为上国之误。《诗经·大雅·皇矣》是叙述周王先祖功德的颂诗，系周部族多篇开国史诗之一，只是依《毛诗传笺通释》之说，“二国”当为殷商。《诗经·大雅·皇矣》还说：“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古时候，上帝指天上主宰万物的神，亦谓之天帝，发现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合民望，想到天下四方之国，认真研究思量后，怀着宠爱向西张望就把岐山赐予了周王。周穆王废嫡立庶是西周之末，平王东迁是春秋之始，周室衰微，致五霸称雄，也是战国七雄的铺垫。秦穆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同盟被灭，除了怜悯之情，以“君子曰”作前缀，且说商之败方有西周之兴，四方之国只能设法自谋，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资治通鉴·周纪二》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此谓之求贤令，乃秦孝公之语。遥想秦穆公当年之成就，不胜荣光，只可惜内乱不能外交，失去国土无比耻辱，所以秦孝公求贤若渴招去卫国公孙鞅。秦孝公在位四十三年，重用公孙鞅变法、奖励耕战、立县制行政、秦楚和亲，联齐赵开疆扩土。《过秦论》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只可惜秦孝公因病去世，宏图未展，却与秦穆公一样被后世子孙铭记。曾国藩作《序跋之属二》则说：“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因而矣。”曾国藩乃宗圣曾子七十世孙，晚清理学家，扣儒学之宗，评秦孝公之语可谓意明至深矣！

《孔子家语·贤君》说，此取之，虽王可，其霸少矣。齐景公去鲁国问政于孔子，说秦国地处偏远，国又小，可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孔子说，秦国小，可秦穆公志气大，行为果断，办事情也征求别人的意见，和百里溪谈了三天话就授予爵位，且将政事交给其处理，能这样做的诸侯可以称王，只是很少。孔子赞秦穆公执政有方，却不是倡导所有的诸侯都随意侵吞他国，其周游列国的目的是恢复周礼，以还原西周时期的太平世界。《史记·孔子世家》说，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圣人适楚，楚昭王本打算“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可楚令尹子西说：“如今，孔丘祖述三皇五帝的法度，彰明周公、召公的事业，大王倘若任用之，那楚国还怎么能世世代代拥有堂堂正正方圆几千里之地呢？”《史记·孔子世家》说，昭王乃止。秦穆公有可赞之处，只是也有可挞之行，《史记·秦本纪》就说，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司马迁说秦穆公不称霸也理所应当，死了不顾及百姓不说，还用良臣殉葬，不像有德行的君王去世之后“尚犹遗德垂法”。秦穆公闻听楚过灭了江国，“降服、出次、不举”，可其“爰究爰度”时未必不想灭楚，如此以来，司马迁说“亦宜哉”应合孔子之意。只是《荀子·性恶篇》说，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反孟子之性善论，却不是无解决的办法，《荀子·性恶篇》又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之说更合孔子之意，只是先秦大儒们并未熄灭春秋战国的战火，此可谓万顷波涛万顷折，悠悠古淮又奈何！

《左传·僖公二年》说，秋，盟于贯，服江、黄也。僖公二年，也就是前658年，齐桓公、宋桓公、江、黄两国君主在贯地结盟，江、黄两国归服于齐。贯也是西周诸侯国，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南。《左传·僖公四年》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公四年，也就是前655年，齐桓公打败蔡国又伐楚，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国在召陵，即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召陵寨会盟，此谓之召陵之会。召陵乃春秋楚邑，齐桓公率军伐楚驻扎在此地，与楚成王的使臣大夫屈完会面。齐桓公以炫耀军力示强，屈完却觉得其应以仁德安抚诸侯，要是动用武力，楚国就以方城山作城墙、汉水当护城河，齐国的兵马再多也没有用处。屈完说服了齐桓公，楚国还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江国摇摆不定，最终引来亡国之灾。《左传·文公三年》说：“秋，楚人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文公三年，也就是前623年，楚穆王围困江国，只是晋国两次出手相救都没成功。《史记·楚世家》说：“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八年，伐陈。”司马迁所说的“六”音“lù”，即六国，是从夏延续至春秋的古国，故地在今安徽六安一带，传为皋陶之后的封地。

《史记·楚世家》说：“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商臣即楚穆王，乃楚成王之长子。斗勃是楚国令尹，字子上，城濮之战楚军大败被怀疑受晋军之贿赂，楚成王将其处死。发凶恶之声的人都残忍，也就是忍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说：“子圉篡嫡，商臣杀父。天祸未悔，凭奸自怙。”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有悔意，欲改立王子职，商臣听信其师潘崇之言发动政变。《左传·文公元年》说：“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文公元年，也就是前626年，商臣率太子宫中的卫兵包围楚成王，逼其自杀之后继位，是为楚穆王。

《史记·帝王世纪》说，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蓼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又作缪国，偃姓，相传也是皋陶之后。《汉书·地理志》说，湖阳县：“故廖国也。”湖阳县又作胡阳县，秦置，治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属南阳郡，之后废了一再复置，元终废。《论衡》说，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皋陶是上古时华夏部落首领，偃姓，其世系姿盘古起始，列于黄帝、少昊、蟜、帝、陶父之后，后世繁衍众多。至于皋陶的姓氏，又一说为嬴姓，所以《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史记·秦本纪》说“尚犹遗德垂法”，司马迁是说先王驾崩之后，至于所谓的“先王”包不括皋陶不得而知，可古来贤明的君主都有高尚的德操留传以示后人。《尚书·虞书·皋陶谟》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皋陶讲求九德，所谓的德政也是儒家思想之要义，所以《论语·为政篇》就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尚书·虞书·皋陶谟》说，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皋陶推行九德，让具有高尚德操的人任职，才德出众的人做官，百官们互相学习，恪守职责，政事像天象运转相顺应，什么事都能做成。皋陶之见影响了孔子之说，此亦谓之“遗德垂法”。《尚书·虞书·皋陶谟》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礼·春官·小宗伯》说，辨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郑玄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汉书·礼乐志》说，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如此以来，礼服乃礼义也。至于“章”乃表彰，皋陶意在说要表彰恪守礼义的人。至于五刑，《书·舜典》说，五刑有服。孔传曰，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皋陶提出“五刑五用”就是要惩罚五种不遵守礼义的人，且是上天的意思。《韩非子·定法》说，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申子乃申不害，商君即商鞅，二人在前，却未尽“术”与“法”，所以其作《韩非子·难势》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如此以来，皋陶自为先驱，除倡导德，且制典、造狱、作刑而成为上古四圣之一。《左传·文公五年》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听说楚穆王灭了蓼国大发感慨，可德未必不建，民未必无援，只是没有孔子和韩非子等哲人成为后继者才真的可悲呢！

商臣反楚成王废嫡立庶为正，而其“以宫甲围成王”为邪，当属“五刑五用”之列。楚穆王灭江、灭六、灭蓼、伐陈，将楚之疆域扩至江淮，只可惜楚国最终被秦国所灭。所以《尚书·虞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此可谓淮水东去不复返，惟有尘埃惹旅痕！

《水经注》说，又东过新息县南，淮水东迳故息城南。西汉置新息县，属汝南郡，治所即今河南省息县。《汉书·地理志》说，新息县注引孟康曰：故息国，其后徙东，故加新云。只是《水经注疏》说，淮水东流，先迳故息，后迳新息，则故息在新息之西，在今息县城西南十五里。《水经注》说，《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败之者也。郦氏之引文不全，《左传·隐公十一年》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息国系西周封国，一作鄎，在今河南息县西南十五里，君子认为息国将亡缘于其“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且说“不亦宜乎”。息侯伐郑国成为典故，与郑伯一言不合就征伐，结果自取其辱。只是息国没有被郑国所灭，《左传·庄公十四年》说，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楚子即楚文王，到息国后设宴招待息侯而借机袭杀之，息夫人被迫去了楚国，为其生二子都不与其说话，此引出“息妫无言”的典故。至于楚文王为什么灭掉息国，后有楚穆王紧步其后尘自毋庸多语言。

《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又一个“不亦宜乎”，君子言己之见自有缘由。桓王即姬林，乃周平王姬宜臼之孙，系东周第二任君主。周、郑交恶，双方在繻葛，即今河南长葛东北开战，郑国将领祝聸射中周桓王的胳臂，周天子彻底威风扫地。皇甫谧作《帝王世纪》说，桓王既失于信，礼义陵迟，男子淫奔，谗伪并作，诸侯背叛，构怨连祸，九族不亲，故诗人刺之。”桓王之失当谴，而言及郑侯就无语乎？

《史记·郑世家》说：“祝聸射中王臂。祝聸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史记索隐》说，左传作“祝摐”。只是“聸”也好，“摐”也罢，其射伤周桓王当是不悖的史实。郑伯即郑庄公，还不错，不让祝聸追击的理由也不错，“况敢陵天子乎”，且当夜派人去看望周桓王。故《左传·隐公十一年》说：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只是《浮邱子·卷九·原宗》说，周之天下，犬戎桡之，始皇亡之；而繻葛一战，则君臣之义，郑伯先废之矣。清代汤鹏作《浮邱子》反左丘明之言，知礼而废礼当疚矣！南宋黄震作《黄氏日抄》也说，郑庄公伐周，射王中肩，春秋初第一罪人，而左氏反第一以为贤，可怪也。

只是《左传纪事本末》说，怒周班之见后，则战郎，其他连衡植党，相从牲歃，难一二数，庄公亦一世之雄哉。郎乃春秋时鲁地，在今山东省兖州市西北。《左传·桓公十年》说，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桓公十年，即前711年，郑庄公曾与卫侯救援齐国，齐国人给诸侯国的军队送食物让鲁国排序，却把郑国排在最后。郑国人大怒，请齐国出兵帮助郑国，所以才有了郎之战。《左传·桓公十年》说“我有辞也”缘于鲁国人按照周室封爵的次序分发食物，齐国和卫国理应在郑国之前。如此以来，左氏之说就自相矛盾了，前说郑庄公知礼，可其与齐、卫争排序无疑是坏周礼之举。只是《左传纪事本末》说郑庄公乃“一世之雄”，且以“怒周班之见”作铺垫，那褒贬集于一人之身，的确如黄震所言，令人诧异！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圣人视春秋先儒左丘明为君子，所以《论语·公冶长》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孟子·滕文公上》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荀子视管仲为野人，其作《荀子·大略》说其“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荀子之说是否客观、公正，此处不议，野人乃粗俗之人无异议，且在春秋战国的语境中当以循礼之人对应。圣人定义君子是“文质彬彬”，西晋夏侯湛说，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如此以来，左丘明是真君子。明嘉靖九年，即1530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朱由检封其为“先贤”。《明史·礼志四》则说，明嘉间议孔庙祭礼，称颜渊曾参等十人以下和孔子其他门弟子为先贤，自左丘明以下称先儒。只是先贤也好，先儒也罢，左丘明都是不可多得的圣人。

鲁、齐、郑进攻许国，获胜之后，齐僖公要把许国让给鲁隐公被拒绝，又要让给郑庄公。只是郑庄公不受，说许国是四岳的后代，上天厌弃了成周就不能和许国竞争，所以左氏说其“于是乎有礼。郑庄公不顾及周礼而“战于郎”，左氏倒没说不好，却申明鲁国做得有道理，言下之意就是其无礼。其实，左氏之说并不自相矛盾，作为鲁国的史官，除了纂修史书 ，还要参政议政。《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说，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想问题要想到礼，做事情要想到义，至于仁、智、信不说也在左氏之言行中。尤其是左氏强调“我有辞也”，其出发点依然是周礼。鲁国作为礼仪之国，姬姓宗邦，诸侯望国，先儒众多，除了左丘明，孔子之上还有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叔孙豹，如此庞大的团队，周礼或儒家思想就没有理由不博弈于百家之说中。所以《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如此以来，左丘明对郑庄公赞了又反就合乎情理，何况，还有“人之不至”的桓公在前。

汤鹏自号浮邱子，与清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同被誉为“京中四子”。初官礼部主事，因勇于言事，触怒清室被贬，只是汤鹏文震烁奇特之风犹存，一如南宋之黄震。黄震为学宗朱熹，兼综叶适“功利之学”，创“东发学派”，其言不弃周礼，亦循儒学。只是汤、黄之说不过言郑庄公背礼弃义，与左氏之说不同，其着眼点一致。时过境迁，后世评说必多议，只是不知今人究竟如何，多语无益。此可谓万顷波皱激古淮，无语岂独息夫人。

《水经注》说，淮水又东流与颍口会。所谓颍口，即颍尾，在今安徽省颍上县东南颍河入淮之口，即古西正阳镇。《水经注疏》也说，会贞按：颍水入淮之口也。《水经注》又说，（淮水）东南迳苍陵城北，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苍陵在今安徽省寿县西南淮河南岸，《水经注疏》说：“《方舆纪要》寿州西北有苍陵城。秦置寿春县，治所即今安徽寿县，东晋改寿阳县，南朝宋改睢阳县，北魏复名。至于寿州，隋改扬州置，治今安徽寿县，至清不辖县。《史记·楚世家》说：“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前240年，也就是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春申君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六年，韩、魏、赵、燕、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五国攻秦之战致使秦国挫败了鲁国的锐气，而楚国更是一蹶不振。楚考烈王死后，子幽王悍立，是为楚幽王。楚幽王之后是楚哀王和楚王负刍，《史记·楚世家》说，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前223年是楚王负刍五年，楚灭亡后分为三郡。《水经注》说，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秦分楚为三郡，而楚地又有三楚之说。秦汉时期，楚地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合称为三楚。《史记·货殖列传》说，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和长沙为南楚。《水经注疏》则说：“赵云：案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师古曰，孟说是。”《汉书·高帝纪上》也说，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颜师古注引孟康《音义》说，以江陵，即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取《汉书》说之定三楚，南郡即是南楚。秦昭王二十九年，即前278年置南郡，治所在郢，即今湖北荆沙故江陵县城西北纪南城，后徙治江陵县。秦置江陵县，为南郡治。西汉时期，南郡辖区境约当今湖北襄樊市、南漳县以南，松滋县、公安县以北，洪湖市以西，利川县及四川巫山县以东地。隋开皇初南郡废，大业初复置，唐改为荆州。

郢是春秋战国时楚国之都城，楚国曾屡次迁都，凡迁至之地均称郢。《路史·国名纪》说，殷商、楚郢，所至以为名。《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丹阳是西周、春秋初楚国都城，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世本》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郢又作纪郢、南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楚文王定都于此。楚昭王十年，即前506年迁都于鄀。鄀又作下鄀，春秋时国名，允姓，都商密，即今河南淅川县西，前622年，秦人入鄀，南迁至今湖北宜城县东南称上鄀，即楚昭王所迁之都城。后世楚王又迁都于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此说与郦氏言楚考烈王迁都合。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如此以来，郢即楚之政治文化中心。《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宋玉是辞赋大家、士大夫，曾事楚顷襄王。《下里巴人》乃春秋时楚国的民间歌曲，是当时较普及的音乐。《阳阿薤露》较高雅一些，却远不如《阳春白雪》，只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论楚音说到巴蜀人，又说到山东人，《阳阿薤露》相传为齐国东部的挽歌，出殡时挽柩人所唱，人生短促，如薤叶上的露水一瞬即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和《阳春白雪》是不是楚人独创，无疑都在楚地流传。

《左传·成公九年》说，使与之琴，操南音。杜氏注：南音，楚声。《吕氏春秋》说，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接舆歌》、《沧浪歌》、《子文歌》和《楚人歌》都是纯正的楚音。刘邦乃沛中人，是纯正的楚人，所以《汉书·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诗与歌相连，遥想当年，刘邦回到家乡高唱《大风歌》就是高亢嘹亮的楚音。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是不折不扣的楚人，楚人自当发楚音。《屈辞精义》说：“《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九歌》颇受刘勰之推崇，所以《文心雕龙·辨骚》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只是基于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后世评价多异议，《楚辞辩证》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朱熹所言之郑、卫当是《郑风》和《卫风》，亦为郑卫之音矣。《礼记·乐记》说：“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魏文侯听郑卫之音不知倦，子夏以“奸声”、“道古”等语释新乐。《汉书·礼乐志》也说，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音兴。如此以来，朱熹身为大儒，评《九歌》缘于周礼衰败才由雅变俗就有据可依。只是《文心雕龙》说，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楚人信巫神乃宗教使然，而屈原作《九歌》能“熔《经》旨”即是意识观念之变，却又有“变之《郑》、《卫》”，那楚声就值得玩味了。

《汉书·高帝纪上》说彭城为西楚，《史记·韩世家》又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韩文侯二年，即前385年，伐宋入彭城擒俘宋君，所以彭城是春秋宋邑，即今江苏徐州。只是前286年，齐联楚、魏灭宋瓜分宋地，彭城归楚。《汉书》说彭城是西楚，其理由为“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出自《垓下歌》，此为项羽兵败后喊出的楚声。只是《史记·项羽本纪》说，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太史公责羽之言，未必不责其声，故《史记·项羽本纪》又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古有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伐武庚，当然还有项羽伐暴秦，只是其声浊矣！

《汉书·高帝纪上》说吴为东楚，“吴”当是吴地，或说古吴地。吴地必有吴音，《吴郡志·风俗》说，吴音，清乐也，乃古之遗音。《国语·吴语》说，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沮汾”即沮水与汾水，亦指两水之间的地区。《送高忏首还越》说，越音未改吴音熟，每见乡僧一惘然。不说明代南洲法师作诗为什么见到乡僧惘然，吴越两水之隔，吴人熟悉越音，越人也熟悉吴音。《西厢记诸宫调》则说，当初指望做夫妻，谁知变成吴越。两国时不时相互攻伐，积怨殊深变成仇敌，后世作喻也就有了由头。只是吴音与越音交融，河就不是障碍，吴越水火不容，可其音相互依存，吴越文化也必定存于对抗与交融之中。

《吴越春秋》说，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谓也。陈音是楚之郢，即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人，精通射术之道。陈音回答越王勾践的话时说，古时候父母死了裹上白茅扔在野地里，孝子不忍心禽兽们蚕食尸体，砍下竹子做成弓矢守在旁边，以绝鸟兽之害。《文心雕龙·通变》说：黄歌《断竹》，质之至也。梅庆生注：黄歌，黄帝时歌也。陈音所言系《弹歌》，亦称之为《断竹歌》，乃上古之越音。

《吴越春秋》说，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伍子胥奔吴，渔夫想渡其过河，旁边却有人窥视，所以就唱：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只是渔夫最终还是将伍子胥渡过河去，其歌声当是正统的吴音。

《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雉羽和旄牛尾谓之羽旄，盾与斧谓之干戚，都能在舞时作道具，之于好伐战的吴越人来说，与声、音、乐相融即成舞。地理环境差异造就了吴、越文化，彼此的差异也显而易见。吴国被称为江南鱼米之乡，生活稳定，水陆交通便捷，商品流通较发达，其文化典雅、精巧也柔美。越地临海滨江，山多平地少，与吴地相比，其文化具有通俗、朴质和阳刚的特征。《越绝书》则说，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此为范蠡之言，其终入越事勾践。《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也说，且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只是也不尽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扎访问鲁国，听到乐工演奏《大雅》赞美乐曲抑扬、刚健，宽广而美好，此乃周文王之德；听到《豳风》就说坦荡平正，欢乐而不过分，大概是周公东征以后的音乐；听到《大夏》说勤劳而不自以为德，不是禹还有谁能做到？《古文观止》说，季札贤公子，其神智器识乃是春秋第一流人物，闻见舞，便能尽察其所以然。季扎聘鲁观乐也叫《季扎观周乐》，欧阳修作《归田录》说，国朝雅乐，即王朴所制周乐。杨伯峻注《左传》也说，鲁受周室虞、夏、商、周四代之乐舞，故季札请观之。季扎观乐或说观周乐之后，作为品德高尚、钟情礼乐的吴国公子，之于吴越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只是吴王夫差欲霸中国而亡国，越王勾践尊周室号称霸王，其均有行有声。吴声和越声总有差异，季扎若在天有灵定会长叹不已，而余以水说史到此又不知当出何言为恰，尤其是值此今时。

《水经注》说，淮水又东，迳夏丘县南，又东，涣水入焉。西汉时置夏丘县，治今安徽省泗县东，属沛郡。至于涣水，自今河南开封县东分狼汤渠水东南流经杞县、睢县南、柘城北入皖境，此下即今浍河。《水经注》又说：“(涣水)又迳亳城北。《帝王世记》曰：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水经注疏》说：“守敬按：《括地志》，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有南亳故城。《环宇记》与宁陵县葛城相去八十里。在今商邱县西南。”说到南亳必须说三亳，即商汤时期三个都城的合称，北亳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南，西亳在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南亳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至于葛城，在今河南宁陵县西北葛伯屯。至于《帝王世记》，《水经注疏》说，赵作纪。至于谷熟县，古称亳、榖丘、榖熟，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西南，西汉置亳县，东汉置谷熟县，属梁国。

《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史记索隐》说，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帝王世纪》说：“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史记集解》说，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一说帝丘在今河南省商丘东南，一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说，（夏朝第五代君主）帝相即位，处商丘。《通鉴地理通释》也说，商丘当作帝丘。古来地名多争议，亳亦多释义不当奇，由于年代久远，对于帝喾称帝后的都城，后世对其准确位置也无从考证。

依照《帝王世纪》所言，谷熟为南亳，涣水流经的亳城就是南亳。只是南亳成为汤都之前，帝喾曾在亳城，也就是谷熟称帝。《史记·五帝本纪》说，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喾都亳去水患、订节气，知人善任，缔造盛世。《帝喾赞》说：“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宾，教讫四海，明并日月。”所以《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喾）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史记索隐》说：“郁郁犹穆穆也。嶷嶷，德高也。”《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安定人民的生活之后，帝喾命咸黑、柞卜为乐官，制鼙鼓、笭、管、埙，作《九韶》之乐。《文心雕龙·颂赞》说，昔帝喾之世，咸黑为颂，以歌九韶。《九韶》又传说系舜时所作，《史记·夏本纪》就说：“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九成又名九阕，乐曲终止叫作成，《九韶》亦分为九成，故名。至于《箫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季扎）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左传》说，箾即箫也。季扎见有人跳《韶箾》舞大赞，功德至大如天如地可覆盖、承载万物，达到了顶点，且无以复加才大呼“至矣哉”！旧题汉·孔安国传：“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盖《韶》乐兼箫为名，箫字或上或下耳。”孔氏之说之于《韶》乐有异议，可非一指不虚，故明代张自烈撰《正字通》说：“韶者，乐之通名也。”《史记·孔子世家》说：“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论语·述而》也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史记·殷本纪》说，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从商契到成汤曾八次迁都，到成汤时又定居于亳，意在重回故地追随先王帝喾，且上诰其迁都。《史记·殷本纪》又说：“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此谓之《汤诰》，成汤说大禹、皋陶治水之功，言后稷播五谷而裕人民，且斥责作乱百姓的蚩尤以告诫诸侯，“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所以《晋书》说：“商汤，哲后也，托负鼎而成业。”

唐代房玄龄撰《晋书》说成汤是贤明的君主，君主贤明必昌盛殷商，而盛则颂，成《烈祖》、《玄鸟》诸篇是为《商颂》。《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宋代文学家曾巩作《＜王平甫文集＞序》说，世皆谓平甫之诗宜为乐謌，荐之郊庙。所谓郊庙，又指祭祀天地和祖庙的音乐，即乐歌，如《商颂》。《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毛序》说：“《殷武》，祀高宗也。”《孔疏》说：“高宗前世，商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商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之，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

《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朱东润在《中国文学论集》中则说，其实，古人底“作”当是“改作”，所以《论语》说：“何必改作”，汉人何休也说：“有所增益曰作”。如此以来，宋国大夫正考父就是在商代作品的基础之上，对《商颂》“有所增益”而已。《史记·孔子世家》说，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正考父是春秋宋国大夫，宋湣公之玄孙、孔子的七世祖，曾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次受命，鞠躬、弯腰、俯首，谦恭、节俭之性可见。《史记·宋微子世家》又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司马迁记述的是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病危，临终前告诫儿子懿子，圣人的后代不一定当国君，却必定有才德显达之人，那个人就是少而好礼的孔子，可为师。《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有论者说，正考父校《商颂》，缘于其为了求自保宋国，不得不改变“与周为客”的身份，转为“服事于周”，谱为周乐，以献诗于周，从而争取宋国“同恤王事”的话语权。此谓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武王伐纣之后，先是武庚受封于商地继殷祀，三监之乱后，宋微子立宋国。太史公说，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至于正考父校《商颂》的目的，之于拙文来说还不重要，成汤之德、周公之仁，于宋国自微始，至襄公继。所以太史公又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泓水之战，宋、楚交兵，宋襄公不攻击正在渡河的楚军，缘于自称仁义之师，不和没布好阵的对手开战，故被人耻笑。只是司马迁感伤中原地区缺少礼义，所以该表彰宋襄公有礼让的精神。

《括地志》说，宋州宋城县，古之阏伯之墟，即商丘也。隋置宋州，至于宋城县，故治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南，因宋国封地而得宋城之名，秦朝时始置县。如此以来，宋国的都城也当在南亳。商之后是周，周封微子立宋，魏晋杜预作《春秋释地》说，商丘为梁国睢阳，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不排除正考父校《商颂》另有他意，可其颂成汤之德也是慎终追远之为。只是《史记·宋微子世家》说：“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宋康王攻齐败楚，欲称霸而结怨，又沉迷于酒色，所以齐、魏和楚联手灭宋划为三地。

论南亳，说《九韶》、《商颂》，此时与彼时必有不同。溯淮水而上或而下，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多一份孤寂，也多一份慷慨和豁达。只是孤烟直，未必不散；落日圆，未必不缺；曲直圆缺恰映长河之变，乱流丛生不可谓世事多迁哉？郦氏以水说史多隐言，岂不知水可经可纬，史之尘亦可浮可沉，回首思，瞻望亦思，岂不美哉？

《水经注》说，涣水又东南迳白石戍南，又迳虹城南，洨水注之。白石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西南，至于虹城当为虹县，治所在今安徽五河县西五十二里东刘集镇附近，东晋废。至于洨水，即今安徽固镇县北之沱水。《水经注》又说，洨水又东南，与涣水乱流而入于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