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荣格说：“人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常常从四十岁以后开始。”我的生命轨迹几乎符合格荣的说法，但是第二次生命来得要早些。
1985年七月，燕子口的气候和全国一样，已进入初秋。我感受到母亲情绪的激动和焦躁，也许是因为闷热的气候，但毕竟已经立秋多日，夜晚还是会有些微凉风缓解一二，所以，目前的情绪波动应该主要是即将初为人母的喜悦和无助吧。
我想尽快出来陪着孤单的母亲，一定是我的意念发生了作用，我感觉我住的小房子不断收缩，挤压得我想突破这种窒息的束缚。我越想冲破束缚就越用劲挣扎，就越加明显的感受母亲的惶恐与不安，我不敢动却又想动。
如此在动与不动间僵持着，小房子在抖动，母亲在行走，约半小时后，我听到除了母亲以外的人在说话，“在那边等着，反应强烈了再上产床”，我有些茫然，就乖乖的缩在母亲肚子里静静的听着外面的人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交谈声和母亲的细微的呻吟声……突然，窒息感加强了，母亲的情绪更加不稳了，外面的响动也更大了，我听见他们对母亲说：“用劲！想做母亲就快些用劲！”。而我也在这种黑暗拥紧的环境里想要冲破一切，我的头不由自主的挣扎着用力顶，脚用力蹬，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我兴奋极了，更加卖力地朝着光亮的地方顶。“哔”的一声，我从住了7个月的小房子里挤滑出来，离开了母亲的肚子，来到了她的身边。
母亲离开产床后就一个人抱着早产弱小的我回到租住的小屋，这是我们的家。回家后母亲就虚弱的躺在床上，我们一样的躺着、一样的米水未进、一样的饿。我的嘴里还不断的呕吐出黑黑的脏物，母亲被吓着了，她手忙脚乱的把我抱在怀里，我大声哭，母亲也在哭，哭累了就迷迷糊糊睡。这样昏昏噩噩过了一夜后，母亲强撑起床做了第一顿月子饭，幸运的是我也在同一天喝到了母亲甘甜的乳汁。
因为我是早产儿，身体不好，在月子里几次昏厥在母亲手中，吓坏了她也累坏了她，而母亲在产后没得到好的护理和休息，肚子疼痛都是猫着腰走路，几个月后才好转。我出生后的半个多月后，爸爸做生意回来，我终于见到了他。他抱着我激动的哭，居然是说“以后可以当外公”，爸爸陪我们几天后就走了。
慢慢的我视线越来越清晰，我终于看清楚母亲的脸，她抱我时，我就呆呆的盯着她脸。母亲很美！在那个不见脂粉的年代，母亲是天生的丽质，也难怪爸爸甘愿冲破世俗，娶了汉族的她，搞得天怒人怨，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生活。当然，爸爸也很好看的，但比起母亲是差了许多。
慢慢的我们的生活进入正轨，爸爸做生意顺路了也会来燕子口陪我们几天，然后又回他的老家野里去。我十个月时，爸爸发矿到湖南，我开始了第一次的长途旅行，不幸的是在火车上爸爸把我的座位让给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坐，母亲他两轮流抱我。那位叔叔为表感谢就去接来一杯开水，结果开水倒在了我和母亲身上，我的腿上的皮烫垮了能见骨头。当天爸爸便把我们送到军区医院，幸得贵人相助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几天便结痂长新肉，没多久就恢复了，长大后也只见隐约的痕迹。
这次回来我们搬了家，从燕子口搬到毕节，妹妹就是在毕节出生的。我还记得我们就住在军分区那儿，门前有一个很大的石墩，有次我调皮，捏着木棍打了一个大姐姐，人家父母找上门来我就躲在石墩后悄悄观望。不远处有一条河，我被一小朋友推了从河堤上摔下去，那叫一个惨烈，从那以后我就不定期的流鼻血。到夏天很热时母亲会用大盆盛水放在门前洗衣服，刚会走路的妹妹玩热了就会跳在盆里坐着，母亲又多了一件事，给妹妹换干爽衣裤。
每次上街母亲就推着个儿童三轮车，我和妹妹坐在上面，买好东西就放小车后面，我坐前面的位置，妹妹由母亲背着。每次生病我们姐妹也是一起生病，到医院就诊都是背一个抱一个，专医院的医生看了心疼母亲就会骂：你不会晚几年生吗，这样多受罪啊。母亲不怕受罪，但怕我们受罪，在毕节那两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是快乐的，我们的生活简单温馨，爸爸偶尔来时更是完美。
这样的生活在我三岁时改变了，爸爸强行带着母亲和我们姐妹回到野里，当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首先是没有电，夜晚总是漆黑一片，白天也没有电视看，从毕节搬来的洗衣机也用不上，还没有自来水，连水井都没有。我更讨厌的是突然多出的很多亲戚和村里的邻居，他们总用探索而隔离的眼神看着我们，会让人莫名其妙的起鸡皮疙瘩，母亲说我记事早，醒事也早。他们和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不受欢迎的，因为我们是“汉人婆”生的孩子。
母亲一个汉族女子想要融入回民聚居的生活圈是不容易的，家族的排斥和同村人的冷嘲热讽是必不可少的，那些人也只在爸爸面前不敢放肆，可那些年的母亲不是一个会向爸爸吹枕头风的人，那一张张表里不一、尖酸刻薄的嘴脸烙在我的心里。爸爸应该也是看出我们的处境的，就在回民村的旁边新建了房子，建房这一年，我的弟弟出世了，我四岁。母亲每次背着弟弟去山上挑水，要把我和妹妹送去隔壁村的姨妈家，这个地方严重缺水，挑水的时间远没有等接水的时间长，我们就在姨妈家饿着肚子等她来带我们回家（我们是回民小孩，不能吃别族人家的食物，不能吃猪肉或猪油）。爸爸亲自去炸石头来修建房子，每一根木材都是用自己的肩膀扛来的，亲戚们那时都怕沾惹我们吧，爸爸也是特有骨气的人，不愿意向谁低头，包括命运。
这一年，所有人公认的行善积德通情达理的奶奶去世了。临终前她对母亲说再生个儿子给弟弟做伴，在这样的封建落后家族里，女人的地位在于儿子的多少和出息，孩子多了，一笼鸡不叫，另一笼鸡叫。但是当时母亲已经做了结扎手术，命定此生只能是我们姐弟三人了。
爸爸为了我们这个家的发展，迫不得已把才在村小读二年级的我送到县城上学，六岁的我寄读在爸爸的朋友家，因为民族不同生活不便又把我送到威宁县，和妹妹一起在开餐馆的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宿上学。弟弟上学前班也来了，威宁成了我们真正的故乡，在生活上几乎远离了影响身心的世俗愚昧。
后来，我们家在威宁建了房，也算扎下了根。这是我的第一次生命，在吸取父母养分中生存，在父母的期望下完成学业、组建家庭、传宗接代。一切都是在父母的安排和期许下进行的，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己。
32岁，完成了今生的生育任务，开启了我的第二个生命，活给自己，此真谛就是付出。生育让我的人生角色转换并定格，养育孩子并要养育好孩子成了人生新的课题；如何给父母一个可安享的晚年生活也成了我内心最大的难题。我必须遵循我内心的呼唤，活出为人母的坚强善良、为人子女的谦恭体贴，尽最大可能的完善自我，才能是个完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