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可诉，述予文字。
在没有以正式状态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前，就隐隐感觉得到一种“被工具化”的人生设定。特别是越现代的城市、越繁华的都市、越大规模的单位，这样的感觉就会愈发地明显。当然，也不只一次地围绕这样一个内核话题开展过思考，在无察觉的情况下和共时性的原则下，通过比较历时性“痕迹”，来抒发个体被“工具化”的感慨，也却只是说说而已，也没有见到有谁真正能够付之行动加以撼动此局面。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每次加班后坐在车里，望着窗外簌簌而过的灯火，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和窗口亮灯，像极了无限复制粘贴的圆点矩阵。白天再路过同样的风景，感觉虽然与夜间不太相同，却更能感受到像是被规定好的“火柴盒”，循环往复着两点一线，白天化身工作状态的“工具”，按照最高目标的统一指示无限重复着同一指令动作，晚上回到“火柴盒”里阶段性“休眠”，恢复工具的可用性。像极了高呼着“独立自由”口号的“同一化工具”的重复。
最近在研读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系列，在看了“技术进化论”章节后，或许可以尝试从“文化”和“技术”这两个关键词及其内在关联性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自洽“理论”。在讨论技术的时候，大多人都会运用自出生以来就被这个社会培训的惯性逻辑，首先将其分类分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来论述。传统技术作为人的一种工具或者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被动完成人的指令的。而在这一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传统文化下人的需要，也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与以传统文化为外化凝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适配的。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技术进化趋势转向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仍以传统文化外化凝结的人的适配关系被打破，原本作为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的“文化”，其产生的动力对现代技术来说已经微不足道。甚至，在现代技术进化的过程中，“人的位置也处于这个技术整体之中，在各类物体配合运作的有机组织之中”（贝尔纳·斯蒂格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