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江南

（1）斜坡上的医院

  电工厂应该是属于父亲的电工厂，因为父亲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多年，那厂没有挂厂牌，依山而建，给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感觉。

  一听电工厂这名字，你一定认为是一座发电的工厂，那你就错了，因为那是一家专门生产子弹的工厂，抗美援朝与越南自卫反击战的子弹都是从这工厂造出来的。

  为了防止敌人搞破坏，这家生产子弹的军工厂就取名叫电工厂，那厂座落在路的尽头，在一个山凹里，那工厂的四周都是山，但一进工厂，到处是水泥铺就的平整马路，跟敖城乡镇坑坑洼洼的马路与村子里泥泞的黄土路相比，工厂里的大路或者小路都显得是那么的平整。

    那时候的父亲每天天刚蒙蒙亮就骑着他那破烂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从十五公里以外的岭背村匆匆忙忙的赶到这马路尽头靠山而建的电工厂上班。

    那时候的父亲很忙，一边要帮农村的母亲种十六亩的田地，一边要做好电工厂里的工作，时不时的还要照顾我们这几个幼小的孩子。

    那时候的我顽皮，喜欢爬村上所有的树，好几次爬村，我都从从我家屋后的杮子树上掉落下来，每每想起那一次又一次的树上掉落，总觉得我的命是捡回来的。

  那时候村子里没有医院，敖城小镇里好像有，但每次父亲都用他的自行车驮着脑门开花，满脸是血的我，急急忙忙的把我送到电工厂医院。

  那电工厂的医院不大也不小，建在电工厂里一个大山的半山腰上，每次看病都要背着或抱着我爬上那条依山而建的斜坡。

    一进电工厂，就可看到平整的水泥路，电工厂是没有大门的，但只要进了水泥路，那也就到了电工厂的地界。

  一到电工厂的地界，上了一个水泥铺就的陡坡，那依山而建的三排平房，就是我小时候最熟悉的电工厂医院。

  那医院里的实习王医生曾经用她那发抖的小手，在我开了花的脑门上缝了六针，那缝合的伤疤至今还留在我的脑门，直到现在我每次理发都要交代理发师帮我留长发，就是为了掩盖我那淘气的伤疤。

  陡坡马路这边有一排平房，陡坡马路那边有两排平房，这边的一排平房是医生诊病拿药用的。那边的两排平房是病人住院用的。

    电工厂医院的三排房子上都刷了海蓝色的乳胶漆，那海蓝色有一米多高，和我那时的身高差不多，海蓝色的上方是医院雪白的墙壁，那雪白的混合着海蓝，也混合着消毒水特有的味道，成了电工厂医院留在我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

  小时候的我是怕进医院的，一来怕闻那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二来也怕那沾着冰凉酒精的棉签涂摸我那光屁股的感觉，那钢针扎进屁股前的感觉是那么的让人恐惧，让我到现在还是那么的记忆犹新。

    因为怕打针，每次父亲抱着我一靠近那陡坡，我就会又哭又闹，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抱着我，嘴里跟我说这次不打针只吃药，于是我又想起那药的苦味，那哭就越发止不住了。

  父亲只好用他的双手抱紧我，进了满是消毒水的房间，医生那冰冷的手放在我的额头，用一根冰冷的体温计放在我的舌头下，或放在我的腋下，诊断过后，每次不但需要吃药，还要外加打针，所以我又恐惧的又哭又闹。

    那时候父亲又会哄着我说明天早上到电工厂的食堂买油条与白面馒头给我吃，也许是油条与白面馒头的诱惑，又或者是医生那不容抗拒使我害怕的白大褂，最后我最终停止了哭闹，医生照样忙着，该翻眼皮就翻眼皮，时不时的还让我伸出长长的舌头，我依照吩咐伸着舌头，这象蛇一样好玩的动作使我心中对针的恐惧多少有点减缓。

  小时候三岁时，我曾经在电工厂医院从肚子里打下了整盘的长虫，那长虫个个如蚯蚓一般大小，医生说那是血吸虫，是会吸人血的，这孩子肯定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三岁那年，我在那深山里的医院住了好几天，就因为我那张嘴喜欢吃我家屋后地上的野果，那没有清洗的野果，使我的肚子长满了长虫，那长虫吸光了我的血，使那时的我象吊死鬼一样，翻着白眼，满身高烧，躺在床上整天说着胡话，母亲看到我这样子，就想给我加盖几床被子，想捂出我的汗来，但我一星点的汗也没出，整个人越发的昏昏沉沉，连说胡话都口带热气，母亲伤心的哭了，父亲决定送我去电工厂医院。

    在住院那几天里，我渐渐的喜欢了医院那呛鼻的消毒水味道，喜欢了医院护士那淡淡的微笑，也喜欢上了医院里那白墙，还喜欢上了那白床单与白被子，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怕打针，那钢针钆进屁股的恐惧，使我几天后就离开了医院。

  住院那几天，父亲每天背着或抱着我，穿梭在医院的各个角落，给认识的，不认识的各位医生说好话，说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他是个聪明的孩子，长大了会报答你们之类的好话，那时候的父亲看着昏迷不醒的我，真的以为不久我就会离开人世，我每天趴在父亲并不宽大的脊背上，用脸与身子感觉父亲的体温，上医院的陡坡很陡，父亲脚步很急，是那种感觉儿子生命即将逝去的焦急。

  （2）宽敞的食堂

  那时候的农村是没人听说过食堂的，每每我跟同村的伙伴谈起父亲电工厂食堂里的炸油条与白面馒头的时候，我那些小伙伴总是对着我咽着长长的口水，并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

  是的，我曾经在电工厂的食堂里吃过酥软的炸油条，也吃过大个的白面馒头，那韭菜馅的包子我一餐能吃好几个，那时候的我好像永远也吃不饱。

  电工厂穿着白大褂的打菜师傅还给我打过二毛钱一份的辣椒炒肉，那辣椒与猪肉爆炒产生的味道，真得能上现在《舌尖上的中国》这个节目，简单的食材，经过食堂大师傅一翻炒，刺激着我的味蕾，味道就是不一样。

    那食堂高大宽敞的饭厅，使幼小的我如进入一个浩大的宇宙，那高大的饭厅的回音很大，使跟在父亲身后排队打饭的我从不敢在饭厅里吵闹，因为假如你在那里吵闹，那同样的吵闹声会鬼魅般的从大堂那头回传过来，使幼小的我心生恐惧。

  我的不吵不闹使父亲很高兴，于是他每次打饭或者买早餐都带着我，使我很渴望那每天的打饭时间。

    饭堂大厅半空垂吊的飞蝶牌吊扇，如孙悟空的金箍棒一般在半空飞舞，每每打了饭我就与父亲坐在吊扇下吃饭，吃的热火朝天，但满身的暑气已被吊扇半空吹来的凉风带走。

  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宽大的食堂，穿白大褂带白帽子的炒菜打饭师傅，半空吊立的电扇，这一切是那么的专业，仿佛就是为了打开你的味蕾，那时候的工人悠闲的在食堂大口大口的吃着美味的炒菜与饭食。

    想起现在的打工者每天吃着地沟油炒的快餐，回想那时候的工人每天都能吃上国家食堂，真的没有感觉到现在的生活有多大的进步。

  （3）父亲的宿舍

  父亲的宿舍也是建在半山腰里的，沿着食堂的马路斜着向上二百米到一个拐弯处，抬脚走上那水泥铺就的台阶，经过第一层台阶的一排二层平房，往上再爬三十多个台阶就到了父亲的宿舍。

  记得小时候父亲的宿舍是二层楼里的一间，那一间一间的宿舍并排连着，很象现在的学生宿舍，但那楼只有两屋高，好像是水泥顶的，又或者是瓦顶的，现在早已忘却了。

    小时候的父亲先是跟一个南昌佬住在一起，那南昌佬喜欢逗我玩，因为我父亲的外叫“老革命”，所以他时不时的叫我“小革命”

  每当父亲不在身边，有时候人多时，那南昌佬有时会搞突然袭击，猛的从我背后扒下我的松紧裤，于是光着屁股，吊着小鸡鸡的我在这空旷的山谷里放声大哭，好像就此会失去我的童贞。

  那南昌佬并不管我的哭泣，仍旧一次又一次的扒我的松紧裤，后来使整个宿舍的人一见到我就会吓我：“小革命！你的松紧裤又掉下来了”于是我下意识的用双手紧紧的拉紧松紧裤的松紧带。

  从此我恨上那使我蒙羞的南昌佬，有一天，我决定要报复那该死的南昌佬，那时候南昌佬经常上大晚班，就是晚上上班，白天睡觉的那种班，当时宿舍里只有一张高低木制床，上下铺，父亲与我睡上铺，南昌佬睡下铺，于是在他白天睡觉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我总是爬上他的上铺，摇来摇去，使躲在蚊帐里睡觉的南昌佬很是恼火。

  南昌佬多次向我父亲告状，又多次的恐呵过我，但我父亲说我年纪小，爬床总会是有响动的。我一想起他扒我裤子时的得意表情也就不怕他的恐吓了。

  最终那南昌佬还是搬出了那间宿舍，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因为别的，他搬走后就没人关心过，大家都忙着工作，但取笑我的人少了，我的松紧裤也紧了，大人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叫我“小革命”，并一如既往的用手重重的捏捏我那胖嘟嘟的小脸，这使我很是忿怒，记忆中那时候的我胖嘟嘟的，很可爱，不像现在的我像猴精一样瘦，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变化吧？

  南昌佬搬走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岭背村的三锡坊小学读书，寒假父亲带我到到电工厂玩的时侯，那宿舍的下铺已换上了刘万庆的父亲了。

  后来到敖城中学读书，我才与刘万庆熟识，刘万庆虽然比我小，但比我高一屇，那时候他经常去电工厂，我也经常去电工厂，走的都是穿山经田的小路。

  那时候的刘万庆是圆脸，与他哥刘国庆的方脸有着明显的不同，长大后的经过生活的磨练，他那脸也由圆变方了，但那性格却总保持着小时候的腼腆与害羞。

  刘万庆对待学校里的学习就如对待自己的生命一般与他同样重要，因为他父亲过世早，所以他明白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他努力的读书，如一个书痴一般，读一切的书。

  不知道什么原因，刘万庆高中还是没考上大学，勤奋努力的他最终在浙江打工的那几年硬是把本科自考文凭拿下了。

    这两年都有与刘万庆相聚，我们有时会谈起电工厂的那间宿舍，还有那宿舍楼前共用的厨房，与共用的水厅，还有那菜园深处的共用厕所，在那个年代好像一切都能共用似的，我们没有谈过他早逝的父亲，那是刘万庆心中永远的伤痛，我们不愿去触碰，记忆中小时候父亲的宿舍里有药香，是刘万庆父亲常年熬中草葯留下的香，刘万庆母亲曾对我母亲说：“要是早吃西药就好了，这中药刮油，那高大的男人过世时草药吃的只剩下皮包骨头！”。

  后来刘万庆很努力，工作也很好！他现在还经常去健身房健身，去游泳馆游泳，他经常跟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共用厨房，共用水厅，共用厕所

  共用的厨房里，每到中午或晚上各家都提一个煤球炉，在门前点火，父亲在干柴上浇一点那工厂里的废机油，那柴并没冒烟，但火很快就旺了，那煤球也就红了，那没有经验的只有拼命的鼓气对着那炉子上的柴一阵猛吹，但那柴只见烟，不见火。

  小野猫子吕清华就是这吹火当中的一个，他与他妹每天围着那煤炉，那是他父亲野猫子交给他的工作。他父亲为什么叫野猫子，据说是因为喜欢上夜班的原因，就象我父亲叫老革命一样，记忆中的电工厂人好像都有一个响亮的外号。

    所谓的共用水厅是两排水龙头并排的立在一间青瓦盖顶的凉厅中间，那水龙头下是一个个长满青苔的方形水泥台子，我小时候经常靠着那水泥台，在那厅里用水龙头的水洗脸，洗菜，淘米。那水龙头里的水很大，都是山上的泉水，有股清甜的味道，就如现在大街上卖的农夫山泉一样有点甜，能生喝。夏天用那水洗澡，满身都是深深的凉意，那大山里的光与影在我光滑的皮肤上，在我的记忆深处藏着。

    那菜园深处的共用厕所，简单而肮脏，青砖砌筑的瓦房里有几排落满屎尿的蹲坑，那蹲坑没有遮挡，蹲坑的人可以互相欣赏彼此憋屎前的焦急，与拉完屎后的畅快。

  这就是小时候电工厂父亲宿舍的大概，有很多我还没写，比如宿舍楼前的山与那条拐弯处的小河，每到夏天我就光着屁股跳进那小河里，那小河里清澈的水里游着小鱼，那小鱼无忧无虑的欣赏着我的小鸡鸡与屁股眼，仿佛我儿时的一个玩伴，我们光着屁股从那桥墩上往河里跳，老缺与杨文标是众多孩子中最会跳的一个，他们都能直直的背立在桥墩上，像跳水运动员一样，做着向后或向前二周半的空翻动作，而我只能哆哆嗦嗦的用举手投降式的动作朝河里俯冲，使河里激起来了一大片的浪花，那巨大的跳水声响，在山谷里不停的回亮，那水光映照着山色，也映照孩子们浪里白条的身子，夜色渐渐来临，有的孩子的母亲早已唤她们的孩子回家了，而我却还是赖在那河里，久久的不肯离去。

  那宿舍楼前的山很绿，我经常穿过那山到山下的食堂打饭买油条，也买白面馒头，时常坐在小山上方圆光滑的石头上看书，看书累了就躺在那方石上睡觉。

    那宿舍楼后的山我也爬过，但那后山都是菜园子，那菜园子里种满了桃树，有一年的晚上，我与野猫子吕清华，谢八戒，陈听洁，还有郭成清一起偷偷的爬进后山的菜园子，具体是怎么爬的，桃子偷到了多少，陈听洁与谢八戒都说不是记得很清楚了，我只记得那晚有淡淡的月亮，那毛桃的水份很足，我那塞满毛桃的嘴里满是桃的清香，那清香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同那晚的月亮一起在我的生命里酝酿发酵。

  （5）看电视的露天看台

  光阴在电工厂的每个角落里不停的流转，仿佛那电工厂露天看台电视上的黑白影子一样，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那露天看台是设在谢八戒与陈听洁父亲宿舍楼前的一个水泥平台上，经过父亲宿舍的侧门口，穿过共用水厅，往后山的方向再上几十层台阶就是那平整的露天看台。

  每当傍晚来临，我们几个放暑假的小孩总是早早的端着自家屋里的小櫈，静静的看电视里的人影变换，那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静静的立在露天看台的一个水泥墩子上，头上盖着一块红布，好像一位待嫁的新娘。

  我是在那露天看台上的黑白光影里，看完了《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再向虎山行》，我总弄不明白为什么霍元甲总是穿长褂，而陈真总是穿着黑色的中山装，那时候的我们每到傍晚嘴里哼着“孩子！这是你的家，你要听话，不要天天跟人家打架！”那是我们仿照电视里《陈真》的主题曲自编的。

  山里的夜终于慢慢的黑淡，端坐在小櫈上的我目不转晴的盯着那电视，但一到电视精彩的时候，那信号不好的电视总会冒出一大片的雪花，最后终于只见雪花不见人影，于是我就跳着脚努力的想着霍元甲是否打败了俄国佬呢？有大一些的孩子就用双手鼓腮帮子吹口哨的声音来发出抗议，并发泄自己的不满。

    一到电视满是雪花的时候，看台上的上海佬就会主动的站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摇着那黑白电视机头上的两根天线，终于摇到一个位置，电视上的雪花不见了，人影现了，声音也有了，于是众人又大声的叫好。

  一到这时，上海佬的脸上总会露出一种来自大城市的先天优越表情，并用鄙夷的眼光瞧着我们这群叫好的江西佬俵，他的表情仿佛在说：“雕虫小技哪用的那么惊奇！大山里的江西佬俵真没有见识！”

  上海佬是上海知青下放到这个地方来的，来的时间长了，他也就不愿回大上海，加上他大上海的老婆奈不住寂寞跟人跑了，所以落寞的上海佬就越发的不愿回上海那块伤心地，他父母多次的找人托关系，开始的时候回城政策紧，托关系找人也没用，那时上海佬多次向领导申请回上海，后来知青回城的政策松了，领导让他写申请，他反到不愿回上海了，也许他是喜欢上了电工厂大山里的水光山色吧？

    露天看台上的电视人影时断时续，上海佬放下那天线没几分钟，那雪花点又来了，人影又不见了，到是那声音还在，夹杂着沙沙的雪花飘落的响声，使我整个人的心都凉了一半，每当这个时候，上海佬就会叫来一个听话的孩子，让那孩子扶住那天线，并一再的叮嘱那孩子扶着天线不许动。

  那听话的孩子果然听话，于是电视上的雪花点就又变成了霍元甲的人影，最终那听话的孩子委屈的哭了，小声的哭，怕把电视里的人哭没有了，那手始终不敢放下，我欣赏着孩子的表情变化，也欣赏着电视，心里庆幸那扶天线的孩子不是我。

  那露天看台平整宽阔，白天电视搬进了上海佬的房间，放假时，白天那宽大的水泥露台，就成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我们时而五个人一伙在那露台上画一个飞机状的胜利格子，身手敏捷的把手住格子前方的飞机头，后面的方格依次都有人把守，挑战胜利的孩子，勇敢的从机头冲到机尾，一圈下来没被守将抓住就胜利了，一般这种游戏，谢八戒，吕清华，郭成清，杨文标，罗坚都是会参加的。

  人少时，我，吕清华与谢八戒会在那露台上，玩打纸包的游戏，那由纸折成的一个个方形，在我们的手心里上下翻飞，于是那段年少的时光在纸包的翻飞中渐渐的流逝，我口袋里的纸包时少时多，少了时，我心痛的要命，发誓明天一定要从谢八戒手里把那纸包嬴回来。

  谢八戒的原名叫谢邦剑，他与吕清华是同学，他俩都是赣州人，他俩比我小三岁，吕清华的父亲野猫子与我父亲住同一宿舍楼，而谢邦剑父亲的宿舍楼在露台边上，于是我们几个人经常玩在一起。那纸包在电工厂的电视露台上上下翻飞，那是我们用自己的作业本或者课本折的，那是我们那时候唯一的财富，于是那纸包的翻转就决定了财富的输赢，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百元大钞与小时候的纸包真的是一样的重要，不过那要玩过的人才懂得那东西在生命里的意义，那是一个新生命的萌芽，是一个新生命与另一个新生命头脑与动作的碰撞。

    那是我对大山里电工厂一部分的记忆，那记忆里有绿色的光影，有清清的河水，有白白的大馒头，有共用的水厅，还有那露天看台上总冒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机，那上下翻飞的纸包决定了我，谢邦剑，吕清华的命运，深夜与陈听洁，郭成清，吕清华，谢邦剑到那后山的菜园里偷那红红的毛桃，收获了红红多汁的毛桃，也收获了我们少年的友谊，那小河里的鱼在我光着的屁股上，上下穿梭，仿佛寻找着什么？老缺站在桥墩上默立，闭眼，鼓气，那前空两周半的跳水动作是多么的优美，孩子们的母亲来了，呼着！喊着！该回家吃饭了！我们穿上衣服离开那条拐弯处桥下的河，宿舍前父亲在共用厨房做好的饭菜放在小板凳上，我用更小的板凳坐在小板凳的左边，父亲坐在右边，天上月亮的清辉照在我与父亲的身上，仿佛一个梦，是那么的悠长，悠长！

    那时候电工厂里的一切都是共用的，就如现在的共享物品一样，宿舍是共用的，厨房是共用的，水是共用的，厕所是共用的，露台上的电视也是共用的，小河是共用的，连那菜园子里的毛桃也偷偷的共用了。

    那时候的我们幸福的享用着这种种的共用，一切都不用自己掏一分钱，一切都是国家安排的，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公平与公正，唯一的纷争只是上下翻飞的纸包的输赢，那纸包里深深的藏着我年少的一个梦，那梦里有一场战争。

  看到如今到处乱摆乱放，拆轮胎，拆座板,丢弃在垃圾堆上，花坛中央的共享自行车，我想起那时候大山电工厂里我们共用的一切，那一切的共用物我们是多么的珍惜与爱护，那电视机不看时，上海佬自告奋勇的抱回自己的宿舍保管，晚上又抱出来给大家看，那电视机头上永远盖着一个红头盖，像个红嫁娘。

    我很想念小时候大山里的电工厂，那里有我儿时的玩伴，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有戴白高帽胖胖的炒菜师傅，还有清清的河水，那水龙头里的水能喝象龙夫山泉一样有点甜，母亲的声音叫了，我们回到宿舍与父亲端坐在月光下美美的吃着共用厨房做出的饭菜。

  未完待续，请看下一章！大山里的电工厂（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