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老甘快死了，一天到晚吃不下东西。
我问老甘想回家了吗，老甘说不了话，只是点了点头，之后又转头看向床边的输液瓶，眼里没有一点光彩。无论是我还是老甘都明白，口中那个家已是不存在，在两年前他姐夫在入院同意书上签字的那一刻就已经倒塌了。
精神病院的生活无聊至极，老甘刚来那会儿，多半在工娱疗室里，坐在轮椅上，盯着挂在高墙壁上的电视，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或许是电视机的内容太无聊，除了动物世界就是访谈综艺。
每天的例行查房我不会跟老甘聊很多，即便诊疗方案要求与病人多沟通。多半是给他干枯的手臂搭个脉，或者用听诊器听听心肺部，确定这个人生命体征还正常。
老甘得了严重的肺炎，累计到了心脏，呼吸心率都很快，体温升到40度，眼看扛不住了要转到综合医院。这种严重的心肺疾病，精神病院一般是不敢留院治疗的，治疗条件实在有限。打电话通知了家属，也就是他姐夫。
半个小时之后，他姐夫赶到了医院，手臂夹着个旧公文包，嘴里叼了手卷烟。病区墙壁上挂着“禁止吸烟”的标识，但我对于家属在病区抽烟这件事很少干预，家属能到医院配合转诊就已是万幸，又何盼他们能处处到位遵守这些小规则呢？
他不同意转院治疗，即便五保户花不了多少费用，陪护也是一件非常耗神费力的事情，在拒绝转诊书上签了字。签了字，我也没有再去联系条件更好的上级医院，只是给老甘输了点抗生素、葡萄糖和盐水。
临走时对我说：“梁医生，如果他闭眼了再给我打个电话，实在没办法照顾得了他了，这么多年…”
这个男人停顿了一会又继续说：“他姐姐最近身体也不好，上山割牛草摔了一跤，现在还躺着床。”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输了一个多月的液体，终于护士也找不到从哪里打输液的留置针了，手上都是针眼闭合后留下来的小痂点。脚上打不了留置针，脊髓灰质炎让他自小起双下肢就萎缩畸形，整个人看上去像截了下肢。
烧是退了下来了，但老甘吃不下东西，时常咳嗽，有时在咳痰里还能看见血丝。我照常每天给他姐夫打一次电话通知病情，电话那头是“嗯，知道了。”
终于在今天早上，老甘的生命体征不再乐观，我们照常上了心电监护，打了肾上腺素，最后老甘还是走了。我在进行了三十分钟的心肺复苏按压后，掏出了手机，给家属通知了死迅。
半个小时之后，家属到了医院，再十分钟之后，殡仪馆的车也到了医院。我给老甘开了死亡证明之后，殡仪馆拉走了老甘的遗体。
家属在门诊结完了账，敲开了办公室的门，说了一句“梁医生，没什么手续我们就先走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家属离开之后，我转头看了看窗户，一道阳光照了进来，整个屋子都明亮了，几个眨眼间，又黯淡了下去，慢慢地退出窗外。
两刻钟之后，却是下了一场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