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思乡曲》 音乐里的故事90
《思乡曲》是马思聪(1912-1987)于1937年所写《内蒙组曲》(又名《绥远组曲》)中的第二乐章，主题音乐来自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
一、《城墙上跑马》
这是一首绥远民歌，作者已不可考。“城墙上跑马——难掉头”，这句原来的歌词，是一句北方的歇后语。
“城墙上跑马拐不回头，想念那个包头泪蛋蛋流……”
苦寒漠北，城墙狭窄。城墙上跑马，拐不回头，没有退路，只有悲壮地一路向前。
一语成谶，这也成了马思聪的宿命。
《城墙上跑马》的歌词，有民间唱的歌词，有马思聪两次写的歌词（只见歌谱，听不到演唱版）。韦唯和晏英唱的“远离家乡的游子，满腹思乡愁，……”，则是另样的歌词，似乎是罗卓英写的。
最早的版本是1930年代灌制的唱片，是柔云演唱的，网上可查。
关牧村《城墙上跑马》：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g411D7Je/?share_source=copy_web
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城墙上跑马》：
https://www.iqiyi.com/w_19rull21wt.html
二、《思乡曲》
马思聪改编的小提琴曲《思乡曲》第一段的旋律基本与原民歌相同，只是重复了一遍，加了几个装饰音，使曲调更加优美动人。
另外，民歌是有歌词的，马思聪在设计弓法与指法时，也反映了声腔的特点。比如《城墙上跑马》第一句的“头”是阳声，指法就用大二度上行滑指，而不像欧洲古典风格的装饰音一样用1、2指。换句话说，《思乡曲》是一首用琴弦演“唱”的民歌。
（下文摘选自：百度知道《马思聪<思乡曲>介绍》潴仔靤2006-12-11）
马思聪是在法国接受的音乐教育，从事小提琴音乐创作，则始于1930代初期。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一些“现代派”已经开始他们的探索外，后浪漫主义风格的创作手法仍然非常盛行。所以采用民间流传的音乐素材和民歌来写作，是很常用的方法。马思聪的大量小提琴曲，包括这个时期和以后的创作，都带有这样的色彩。
马思聪的《思乡曲》和《第一回旋曲》都创作于1937年，它们也都是采用民歌的曲调素材写成的。中国民族众多，是个民歌大国。无论汉、满、蒙、回、藏，和其他民族，都有着数量多和音乐素材丰富的民歌。写作这两首乐曲，就用了内蒙古民歌的素材。
《思乡曲》原先是马思聪写的大型管弦乐曲《绥远组曲》中的第二乐章。《绥远组曲》又称《内蒙组曲》，这是因为“绥远”是旧地名，后来它被划入了内蒙古。现在的音乐出版物上又把此曲称作《绥远组曲》。
马思聪有大量作品采用内蒙古民歌作为创作素材，这不但是内蒙古民歌大多具有豪放、朴实、深沉兼具的特征，同时还和它们的曲调舒缓可歌，又能适应各种心情的可塑性有关。《绥远组曲》中的三个乐章分别叫做《史诗》、《思乡曲》、《塞外舞曲》。由于马思聪的管弦乐作品非常小提琴化，它们都可以用小提琴独奏钢琴伴奏这样的形式来演奏。这三个乐章中，尤其以第二乐章最为优美感人。
当年前苏联的交响乐队在介绍中国的作品时，就专门演奏它。所以，有人把它称为“第一首真正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管弦乐和小提琴曲（另外中国第一支走上国际舞台的钢琴曲，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由于用小提琴来独奏的《思乡曲》特别受欢迎，所以时至今日，这个曲子（还包括后边那个《塞外舞曲》）也就变成几乎只用小提琴独奏了。
《思乡曲》的主题，用的是一支只有短短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北方内地原先比较贫穷的地方，其土城墙都是窄而不宽。在上面跑马，只能往前，不能掉转马头而回来，这是曲意，它的确道出了深藏在去国怀乡而无法归来的游子心中的凄楚感受。
质朴的民歌，其曲调本质上就是非常优美的。马思聪对它毫不作修饰，只是让小提琴把它在中低音区演奏出来，然而就在后面，他顺着这个朴实的主题，写出了好几个风格上非常统一的发展主题，使得这种思乡情绪不断提升和发展，终于在小提琴奏出激动的双音乐句时，到达高峰。这样，最后由小提琴在高音区再次奏出这个民歌主题，用宁静、延绵的音乐声，演述出游子的乡愁，随着从低往高的一连串上行平行四度，马思聪把这种解不了的乡愁凝结在逐渐逝去的极高音的泛音上。
马思聪《思乡曲》：
https://www.ixigua.com/7016918159068234248
《思乡曲》曾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开始曲，但是在文革期间，《思乡曲》被停播，改为《东方红》。
三、马思聪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广东汕尾海丰人。中国现代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幼石街上的一座深宅大院里。他的母亲生了4个儿子、6个女儿，他是第三个儿子。海丰是侨乡，平均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侨居海外。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得以维持10个儿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的戏剧之乡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
马思聪9岁时，父亲即把他送到广州培正中学附小读书，初显音乐天赋。据广州培正校友会介绍，入读培正中学附属小学高小的马思聪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小提琴等先进的西方音乐。经过培正校友会推敲求证，他读书的地方是位于今日培正中学校内，校内称为6号楼，位于学校操场旁边，目前教室仍在使用。
1923年，11岁的他随20岁的大哥马思齐来到法国接受了严格的音乐训练，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
6年后，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台北等地演出，17岁的他被誉为“音乐神童”。他被记者们包围了。他的琴声如行云流水，讲话却木讷。上海《良有画报》记者跟他磨了半天，写不成访问记，只好登一张照片。
他以“音乐神童”的形象出现在上海，是1929年的12月22日马思聪首次与工部局乐队的合作演出。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工部局实质上担任了租界市政府的角色。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是位严格的意大利老头，他与这位来自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学生合作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从此，西方社会开始知道，中国也有自己的小提琴演奏家——一位年仅17岁，叫马思聪的青年。
1930年，马思聪得到广东省官费资助，再次赴法留学。这一次，他改学和声学作曲法，师从他“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犹太作曲家毕能蓬（Binembaum）。这次投师使马思聪在日后从小提琴演奏家变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
第二年，1931年初，马思聪学成归国，继续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
1932年，20岁的马思聪与朋友陈洪在广州惠福东路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出任院长。
当时他招收了一位比他年长几岁的小提琴学生王恒，王恒又介绍自己的妹妹王慕理一同学琴。很快，马思聪便和王慕理坠入爱河。
在广州，马思聪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生涯，从事音乐创作、演出和教育活动。1932年马思聪与比他大两岁王慕理结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思聪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
1939年，27岁的马思聪成为中山大学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思聪又先后担任台湾省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职。
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会长，《音乐创作》主编等职。
马思聪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他毕生致力于中西音乐艺术的融合，以精湛的西洋音乐技巧，出色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底蕴。马思聪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他以卓越的演奏与创作，使源自西方的小提琴音乐成为了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并在中国广为传播。马思聪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之一，他促进了现代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培养出一批蜚声世界乐坛的人才。
从17岁创作第一支独唱曲《古诗七首》，到遗稿中最后一部取材于新疆的歌剧《热碧亚》，中国文化谱就他的每一个乐章。在他的音乐会上，《思乡曲》每场必演。
马思聪的主要作品有：《第一交响乐》（1941年），《第二交响乐》（1959年），管弦乐组曲《山林之歌》（1954年），管弦乐《西藏音诗》，声乐作品《民主大合唱》、《春天大合唱》、《祖国大合唱》，以及他在美国期间写作的大型歌舞剧《晚霞》，交响乐《阿美山组曲》等。器乐作品如小提琴曲《内蒙组曲》（《思乡曲》就是组曲之一）、《绥远回旋曲》、《山歌》等。
四、《思乡曲》的诞生
（《小提琴名曲<思乡曲>诞生始末》：《广东党史》2010年第3期54-55页，作者（新疆）熊坤静）
《思乡曲》和《第一回旋曲》无疑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马思聪的代表作。其中《思乡曲》更是我国小提琴乐曲中第一首堪称世界精品的杰作，至今被人们常演常奏不衰。那么，这样一首享誉中外的小提琴名曲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
1.脱胎于内蒙民歌
1936年春，时任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讲师的马思聪因病请假。住在上海法租界进行疗养。眼见得大病初愈，因病假期限还没有满，马思聪便决定乘机带上妻子到从未去过的古都北平一游。
在北平，马思聪夫妇兴致勃勃地饱览了长城、紫禁城、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处名胜。这一天，他们游罢天坛，顺路来到天桥小憩。这时，一片鼓乐悠扬之声从附近的一个露天场飘然而至，马思聪携妻子循声前往，买了两张门票，进入场子，悄悄的坐在其他人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但见那仅有一张桌、一把椅的简易台子上，有位老艺人在一副大板、一面鼓和一把三弦的伴奏下，时而说白，时而唱词。调子倒也高亢而丰富，把场内的人逗得一阵阵哄堂大笑。曾留学法国多年，时年24岁的马思聪还是头一次听京韵大鼓。自感新奇，兴奋不已。他迅速迷上了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以致听了一曲又一曲，并掏出随身带的笔记本来，飞快的记下了《凤阳歌》、《上河调》、《梅花烙》、《垛子版》、《太平年》、《农家乐》、《流水板》和《南城调》等曲谱。自此，他开始大量的收集大鼓的曲调，也收罗中国民歌。他的目光紧紧的盯上了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民间艺人。
在此过程中，一首流行在绥远省后套地区（今内蒙）、仅有短短8小节、名为《城墙上跑马》的民歌，引起了马思聪的密切关注：“城墙上跑马/调掉不回那个头/思想起咱们包头/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首民歌中流溢着的对故土、对乡亲的浓烈思念之情，让马思聪反复的品味、琢磨。猛然间，他音乐灵感的闸门洞开，思如潮涌，他遂提笔一会儿作曲，一会儿用小提琴试奏。一首题为《思乡曲》的小提琴曲于1937年冬诞生了。它是马思聪同期创作的大型管弦乐曲《绥远组曲》（又称《内蒙组曲》）中的第二乐章，第一和第三乐章分别为《史诗》、《塞外舞曲》。
《思乡曲》首先以“如歌似的行板”奏出了内蒙民歌的旋律，点明了主题；而后用音乐语言描绘出故乡的美丽，亲人的可爱；继之，反复刻画离乡背井者的相思乡愁，凄楚感人；最后进入高潮，写出离乡人美好的祝愿与故乡未来的光明前景。那充满东方色彩和中华民族气派的优美旋律。很快流传开来，不仅成为马思聪日后音乐生涯中的“保留节目”，也使作曲者声名大振。
2.兄弟联袂配乐词
转眼到了1941年底，因香港沦陷，避居于此的马思聪一家遭日寇“遣散”，又开始了流离失所的艰难时日。万般无奈之下，他们返回故乡广东海丰县，与住在马家老宅的几位堂兄马思博、马思藏、马思周和马思恭等团聚。在此，马思聪除了尽情地吸吮故乡的音乐乳汁之外，还与妻子双双登台举行义演，演奏《西班牙进行曲》、《沉思》等世界名曲，也演奏自己的《思乡曲》，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县政府作为抗战资金。
1942年初，一天夜里义演结束，饥肠辘辘的马思聪夫妇在一家小店里简单的吃了芝麻糊之后，便向马家老宅走去。此时，夜空中飘荡着《思乡曲》琴声，让马思聪倍感亲切。当他们步入马宅，走进客堂间一看，原来是堂弟马思周在那里拉琴。马思聪惊喜的问：“你喜欢《思乡曲》？”
“喜欢！在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思乡曲》。”顿了顿，马思周又说：“不过《思乡曲》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快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思乡曲》只有曲，没有词。只能用琴拉，不能用嘴唱。我是音乐教师，很想把《思乡曲》教给每个学生演唱。可是。会拉小提琴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如果配上歌词，那就好了，每一个学生都能唱——每一个人都有嘴巴呀！”
这一夜躺在床上，马思聪辗转反侧，反复咀嚼着堂弟的话。思忖再三，他认为堂弟的话很在理。眼下国内战乱不休，小提琴终究属于阳春白雪，倘若配上歌词，将更便于广泛流传。于是他的脑海中回响着《思乡曲》的旋律，开始默默的构思起歌词来。
次日一大早，马思聪就找到堂弟，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给《思乡曲》配词。我来念，你来记。”
马思周遂赶紧端来板凳，拿来纸笔。随着马思聪慢踱方步，口中念念有词，马思周刷刷的记录着：“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
说到此，马思聪停下脚步，说道：“下面的两句词，我一时还想不好，暂且放一下。再下面，你记下去——”
“庙台的金顶闪闪光/驼群的影遮列天边……家乡想念不忘/想念不忘/啊依呀噢。”
记毕，马思周按照曲调轻轻地唱了一遍，又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哥，缺着的那两句，填上’举目回望四野荒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你看好吗？”
马思聪接过纸头看了一下，唱了一遍，点头说道：“好，切当，切当！有情有景，有景有情！”
随着《思乡曲》连同新配的歌词被马思周油印出来，这首歌曲便在海丰不胫而走；随后，它很快被许多刊物登载，成为一支流行全国的抗战歌曲。
完整歌词如下：
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举目回望，四野苍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庙台的金顶闪闪光，驼群的影遮列天边。哎噢咦啊想家乡。
风大啊黄沙满天，夜寒啊星辰做帐，草高啊盖着牛羊。家乡啊想念不忘想念不忘。我的家乡路儿正长，心头怅惘。
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想念不忘想念不忘。
五、城墙上跑马
城墙上跑马——掉不回头，这个“马”，就是“马思聪”。
（下文来源：黄埔公子的新浪博客：《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出走记》，作者：黄埔公子）
1966年开始,中国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就在这时，1967年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原来，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与夫人、儿子、女儿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1.灾难开端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沨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王志理，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依托舅父王友刚(牙科医师)为生。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
开始，他们总认为局势会很快好转，谁知却越来越乱。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
这年9月底，王慕理、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见马思聪一面。由于那时“黑帮”都不准回家，没有成功，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便匆匆回到广州。王慕理通过两个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便自告奋勇，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
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中央音乐学院两派造反组织内战正酣，对“黑帮”的看管相对放松了一些，马瑞雪便于此时又回到北京。一天夜里，在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家里，她和马思聪秘密见面。谈话是在这家的厕所中进行的，这位开业医师则站在门口替他们望风。父女俩长谈了好几个小时，女儿仍不能说服父亲冒此一险。马思聪回家后整整一夜辗转难眠，权衡轻重，最后，他到底听从了那位朋友的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走，断无生路；走了，将来局势正常，还可以回来。”
下了决定以后，于196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马思聪化装成工人模样，戴了大口罩，穿上棉大衣，临行还揣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提心吊胆地登上火车，两天后便到了广州。
2.秘密出走
在厨师贾俊山和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叶永烈的《思乡曲——马思聪传》中说，贾俊山当年卖掉自己的自行车，把钱交给马思聪作为南逃广州的路费），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儿子马如龙，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
3.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蛇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蛇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蛇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蛇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蛇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蛇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蛇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蛇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蛇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蛇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4.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蛇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5.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1948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16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1100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70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6.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7.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徵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6.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若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六、出走之后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已经出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逼供。“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
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由于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为“002号”，这个专案组为了保密，就以“002号”为专案组的代号。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
1968年1月18日，在经过8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专案组终于结案。谢富治、康生批准了专案组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在国内对马思聪出走进行审查的同时，马思聪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煎熬。整整一年，马思聪夫妇害怕夜幕降临。夜夜恶梦不断，如惊弓之鸟。音乐家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创伤。甚至看到报上“法庭”字眼，马思聪也心惊肉跳。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再三向妻子、儿女说：“我们来美国，只是暂避灾难。等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们就回去。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四个人一起回去！”
到达美国后，美国先把他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村的一栋别墅内暂住。在此期间，马思聪拒绝了美国方面提供的“政治避难基金”。
他们先是住在马里兰州，后来，女儿马瑞雪与一位留学美国的华裔博士吉承凯结婚，搬到费城。而后不久，马思聪夫妇和儿子也迁到费城，住在郊区芙芒公园附近的高层公寓里。他不再是院长，没有司机，学会了自己驾车；没有厨师和保姆，夫人亲自操持家务。儿子本来学拉小提琴，到美国以后改行做技术工作，一直未婚。
马思聪依旧埋头于创作。身在美国，心在中国。他的作品，仍保持他的中国风格。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他坚持以自己的演出收入作为全家的生活费，而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钢琴曲。在他的演奏作品和创作作品中，蕴含着他浓浓的思乡情结，他将其中的一首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而他音乐会每次必演的则是《思乡曲》。
（下文摘自《马思聪最后二十年》麦子、马瑞雪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初到美国，父亲和我们家人居住在马利兰州的一栋楼里。母亲既是父亲演奏的好搭档，又会细心调理家务。弟弟马如龙一有空暇，也练小提琴。他学会了父亲的办法，每天坚持练完二十四个音阶与分解和弦。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中国画，室内四壁悬挂的都是近代和古代的国画。客厅里有一幅马寿华先生的字，写着两首王维的诗，一首是：‘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另一首是：‘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墙壁上的国画有时会换，但这幅字是不换的。房前绿草如茵，最诱人的是屋后的游泳池，酷暑天气，可以在水中嬉戏。
然而，最浪费时间的也是花园和游泳池，父亲每天清晨都要花费半小时进行清理。于是他们不想在那边久留了。1970年，因我婚后搬到费城，父母也搬到费城来住。父亲有早起的习惯，清早起来做些活动，再拉半小时的小提琴音阶。如果为演奏会做准备，他会每天练四小时以上。其他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诸如和我母亲合奏、录音，但主要是作曲。旅美二十年，他创作了很多乐曲，有独唱《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热碧亚之歌》；合唱《阿美山歌》、《家乡》；小提琴独奏曲《阿美组曲》；芭蕾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之歌》和钢琴协奏曲等。
父亲热爱大自然，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反映大自然纯朴和辽阔的。听父亲说，我出生在粤北坪石，那时我们的家在山上，满山遍野都是杜鹃花，周围各种鸟声都能听得到。父亲为此欣喜异常，把他的书房命名为‘听鸟斋’，父亲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写成的。直至晚年，他仍然有一颗童心，爱玩而且会玩。偶然兴起，父亲便会带着母亲，从费城家里驾车前往芝加哥探望亲友。他曾有过13个小时马不停蹄的驾车纪录。父亲和母亲在美国各地开演奏会，有些华侨在欣赏《思乡曲》时，情不自禁地哭了。父亲说，他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山岳的雄伟，川流的秀丽，田园的祥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安慰。
1970年后，父亲开始和我商量，要我写词，供他谱曲。我写了一首分成三段的歌词《家乡》，父亲谱了合唱曲寄给台湾的赵琴。赵琴将其印成漂亮的歌片拿给孩子们唱，又录了音寄给父亲，父亲很高兴。
1964年，我们住在北京的四合院时，曾有人寄来一本新疆维吾尔族诗人写的抒情诗《热碧亚-赛丁》。该诗完成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我深深被它感动了。我对父亲说：‘我们合作一个歌剧好吗？我写词你谱曲。’父亲尤其热爱我国敦厚纯朴的少数民族，他同意了这个计划，诗剧《热碧亚》的创作在悄悄进行。但出走时，因不能带任何东西，就忍痛把仅存的心血焚毁了。
在和父亲合作过一首歌曲以后，游离很久的思路又慢慢回到凄艳的维吾尔族情诗《热碧亚-赛丁》上了。我把它编成三段，每段四节。在台湾《联合报》刊登后，表姐徐美芬鼓励我和父亲合作一部歌剧。我和父亲商议着完成了剧本，取名《冰山下的恋歌》。然而父亲接过剧本准备谱曲时，却总觉得剧本有毛病，提不起兴致。直至1984年，父亲要求我放下其他写稿工作，努力重写这个歌剧本，并取名《热碧亚》。经过十多年的磨练，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重新改写的剧本终于使他满意了。父亲开始积极谱曲。
1985年6月，父亲完成了《热碧亚》初稿后，满怀欣喜，和母亲到欧洲玩了三个星期。是年十一月初，我携幼女赴台游览，有人听说父亲完成了歌剧《热碧亚》，希望我尽快把曲谱寄去，表示将在次年十月安排演出。返美后，我把此事转告父亲，他顿时满脸不悦：‘谁说我写完了，那只是初稿啊，离整个完成还差很远一段路程呢。’在改第二稿时，他又觉得剧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停打电话要我修改或者重写。记得五十年代初，父亲正值四十岁壮年，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赶写交响乐《屈原》，三个月便完成任务。他夜以继日，因劳累过度患耳鸣病时，就一只手捂住耳朵，另一只手仍不肯停下来。
很多人都认为，《山林之歌》和《屈原》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巅峰之作。但在那次之后，父亲改稿常常要改八次才能结束，像《龙宫奇缘》他就写了八年，修改了八次。其间他常常放下，写些忽然灵至心头的作品。他那取材于《聊斋志异》的芭蕾舞剧《晚霞》，在准备交给出版界印行时，曾再度翻阅，发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就又苦心修改，直至感到问心无愧了才撂笔。而标有五线谱的草稿却已达一尺多厚。不料，到1986年春，父亲又拿出了年轻时的劲头，为《热碧亚》写完二稿后，随即再写第三稿。
修改第三稿时他又发现毛病了，似乎剧中不足之处常会影响他的情绪。我尽可能按照他的意思再改。在《热碧亚》中，父亲最欣赏那位殉情的女主角的性格。有一次，他握住母亲的手对我说：‘如果我死了，她也会死的。’到了这年10月中旬，父亲忽然左腿疼痛，皮肤出现水疱。水疱结疤掉落后，整条腿仍然疼痛异常，使他寝食难安。医生诊断父亲所患是带状疱疹。尽管医生要他彻底休息，但父亲仍整日不停埋首五线谱中。到圣诞节，歌剧《热碧亚》第三稿的修改结束了。他有一种长跑之后大功告成的快感。
1987年2月，父亲交出《热碧亚》总谱后，一直感冒泻肚。在病房里，我常见父亲独自凝神深思。有一次，他缓缓道出心声：‘这次肺炎很辛苦，难过的程度超过‘文革’。再这样来一次，我就受不了了……狄更斯讲过一句话，他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所以，每一份耕耘都比太平的时候更艰苦……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去工作……’3月25日，父亲终于从医院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们，她曾和父亲一起听贝多芬的《命运》，听了没多久，他就无法控制地哭起来了。父亲要母亲别管他，任他发泄。激情起伏中，父亲又说：‘这个世界，很美丽…’
在病中，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总想多亲近一下自己的土地。我们终于会回去的。等我开完刀，我要去爬喜马拉雅山！。
这次肺炎，伤害了父亲的心脏。这年4月2日，父亲在MCP手术室接受药物心脏检查。5月20日，他进了手术室，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年，他75岁。”
（下文转自 公众号：二闲堂主 编辑于 2022-09-02 03:49）
1985年2月26日晚10时许，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家中，我们与寓居美国费城的马思聪先生及其夫人王慕理通长途电话。在一起的有吴祖强夫人郑丽琴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俞慧耕。电话铃响了，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是马思聪夫人、著名钢琴伴奏家王慕理的声音。在互致节日问候后，马思聪先生来接电话了。吴祖强说：“马先生，您好啊！我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向您和全家拜年！我们2月14日发出的信(信中有为马思聪彻底平反的详细材料，包括公安部正式致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同意对马思聪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结论意见)，您收到没有啊？”马思聪说：“收到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谢谢您们！”随后，我们即对马思聪进行了电话采访。
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中央民族学院钢琴教师)和丈夫黄康健(外科医生)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跟我们作了一次交谈。黄康健说，1980年他在美国自费留学时，马碧雪带孩子出来探亲。他们一同回国，临别那天，岳父把他这几年的心血结晶《晚霞》的总谱手稿交给他说：“这部作品是根据《聊斋》创作的，民族性很强，外国人不可能演好。你把它带回去，国内的芭蕾舞水平比较高，一定能把它演好的。等到这部作品上演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来同你们团聚了。你要赶快把它亲手交给李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顾问，是马思聪的知交)，越快越好！”他讲这番话的时候，非常激动，捧乐谱的手微微颤抖。马碧雪夫妇还告诉我们：台湾曾经邀请马思聪担任台湾艺术学院院长，但是他没有答应。马如龙曾与一位台湾富商的女儿恋爱，在论嫁娶的时候，女方要如龙定居台湾，如龙听从父亲的意见不同意，结果，婚事也吹掉了。
附录：据叶永烈《马思聪传》记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在会见周恩来时，周向他问起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近况。周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听完这些，马思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失声痛哭。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10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50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马思聪传》的作者叶永烈感慨：谁又能想到，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竟是马思聪先生为自己的后半生谱写的乐章。离开祖国的第19个年头，马思聪终于收到了为他平反的通知，73岁的老人哽咽着感叹：苏武牧羊19年啊！
马思聪说，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而祖国只有一个。
但是，马思聪生前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大陆。
七、何故未归
（下文摘自《“叛国者”马思聪的回归路》2008年01月08日18:37[我来说两句(2)] 来源：新世纪周刊记者杨东晓）
马思聪在1985年春节前夕接到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的越洋电话，这位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向他的老院长恭贺新春，并询问那份由文化部、公安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收到没有。
收到平反通知的马思聪全家正处在兴奋之中。马思聪跟家人打趣：“叛国投敌罪？我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到我是什么罪名，想不到我这个满脑子音符的人，竟有这样了不起的罪名。”
他在此后的一些书信中，多次表达了想要回国的愿望。马思聪的八妹、大提琴家马思琚告诉《新世纪周刊》：“他的大女儿马碧雪在父亲平反后想到美国去探望父母，但是三哥（马思聪）说不用来了，我很快就要回国去了——从他阻止分离了19年的女儿赴美国的这句话上，就能听出他的心是多么急切。”
但是马思聪的归乡之路却并非坦途。
马思琚曾在1980年代中期到有关部门去替马思聪咨询回国手续，对方告诉她：“需要马思聪先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再承认个错误”。马思琚说：“就这一下，我心里没底了，也没敢把这句话告诉他，我干嘛还要再伤他的心呢？”
而马思聪多年来曾经7次赴台演出并多次采风，也成了他不能很快回国的一个原因。早在抗战胜利初期的1946年，他担任过台湾交响乐团指挥，1948年还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访问过台湾，20年后的1968年，他再次去台湾演出，并看望音乐界老友。
但是在大陆，“文革”刚结束那些年，这种民间的艺术交往，被人为地赋予政治色彩。尽管马思聪拒绝了台湾当局对他“台湾艺术学院院长”的聘任，拒绝了阳明山上的别墅，儿子也与台湾女友分手，但还是有人以马思聪作品在台湾出版并演出、他拿了台湾的稿费和演出收入为由，在他回国问题上说事。
马思聪没能马上回国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从1982年开始创作的《热碧亚》到他去世前才写完总谱，管弦乐的配器还没来及得进行。他一直想带着这部歌剧回国，歌剧取材19世纪中叶的一首新疆长诗《热碧亚与赛丁》，这是一个发生在喀什的爱情故事，长诗改编者是他的次女马瑞雪。
此外，马思聪没有回中国大陆，还涉及他曾经通过夫人提出要求归还北京的四合院以及相关的一些经济上的赔偿，中国大陆有关部门没有迅速、明确给予答复，也使他感到不快，不愿回到中国大陆。
马思聪身体一向很健康，他给自己掐算过能活到98岁。马之庸告诉《新世纪周刊》：“马思聪并不把晚年的心脏病当回事，直到心脏病加重后，在他开刀之前的一段日子里总是胸闷，闷得半夜睡不着觉总是要起来喘一喘，有次他给国内的好友徐迟打电话说，自己现在心脏的状况很不好，徐迟还安慰他‘艺术家都能活到八九十岁，你现在没有精神负担了，也别因为心脏病增加心理负担’，他觉得徐迟说得有道理，还很高兴，于是认准了自己一定能活到八九十岁。”
由于打针吃药不太见效，马思聪想听医生建议：开刀，一劳永逸，“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他去手术，但他自己坚持开刀。”马之庸说。
1987年5月19日，进手术室前的马思聪心情还很轻松，给夫人王慕理打电话说，想用儿子送他的新提琴演奏。家人听到他最后的声音轻松愉快，但是并不知道在医生打开他的胸腔后发现，他的心脏已经有一部分钙化了。心外科医生在深夜给王慕理打电话发出了病危通知。就在全家人急忙赶到之后不久，马思聪永远地沉睡过去。
“他走得太突然，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马之庸说，“2000年，90高龄的王慕理去世后，马如龙根据父母生前深久的思乡之情和晚年对于归国的热望、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时候，把父母的骨灰带回祖国。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父亲送回祖国’”。
八、魂归故里
（下文摘自《“叛国者”马思聪的回归路》，2008年01月08日18:37[我来说两句(2)] 来源：新世纪周刊记者杨东晓）
2007年年底，马思聪夫妇骨灰在广州安葬，他在辞世20年后终于叶落归根。
造诣深厚的作曲家马思聪是中国第一位真正走上国际舞台的小提琴演奏家。1929年，17岁的他让西方世界了解到，中国也有小提琴演奏家。
马思聪一生曲折坎坷，尤其是其生命的最后20年，经历了从归国到文革中“叛逃”的巨大起落。在美国生活的19年间，爱国思乡是这位“叛国投敌分子”音乐创作的唯一主题。1985年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得以平反。
马思聪走得突然，未留遗言，回国的遗愿牵动着周围人的心。温家宝总理得知后，很快作出了批示。
《人民音乐》杂志副主编于庆新2004年6月出访美国时，向马思聪的外甥女汪镇美夫妇提出要拜谒费城马思聪墓地的想法。令他吃惊的是，马思聪先生没有墓地，他们夫妇的骨灰存放在一处宁静开阔的公墓最后边的骨灰堂里。“当时马思聪的骨灰盒在整个骨灰堂的最后面一排最上头一个犄角上，位置非常不起眼。”
于庆新心中一阵凄凉，他对汪镇美于光夫妇说：先生是中国伟大的音乐家，辞世17年了还在异乡，马先生应该叶落归根。你们全家是否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送先生的骨灰回家乡？我愿意搭个桥。
很快，汪镇美的先生于光和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召集马家在美国费城的全体后人商议决定：由马如龙委托于庆新代表马氏家族在大陆处理此事；美国方面的事务由于光协调。2006年6月，于光告诉于庆新，大家认识统一，希望送马思聪回祖国。“但是，他们不想让先生进公墓，想撒在祖国的泥土里或大海中。”于庆新说。
“马先生的两位女儿已经去世了，马如龙和于光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我回国后到中国音协、中央音乐学院、广东省有关部门了解了一下，他们也都希望马思聪先生的骨灰能早日回国，但是具体怎么办、怎样的规格合适、找谁才能办妥，谁都不知道，”于庆新说：“当时有朋友出主意，让我直接写信给温总理。我后来就给一位已经退休的国务院前领导同志写了信，给温总理也写了一封信，并把马如龙写给温总理的信附在其中，请那位前领导转交给温总理。那位老领导很重视，还把自己写过的一篇纪念马思聪的文章附在我提交的三个文件中，一块递给了温总理。”
马思聪的侄女、马思聪研究会副会长马之庸告诉记者：“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喜爱音乐，也非常景仰马思聪，他曾专门参观过广州马思聪音乐艺术馆。并在2007年4月份发表过《马思聪：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一文”，马之庸说，“李岚清对马思聪回国安葬一事非常关心，他转交了马思聪骨灰回国安葬的报告，温家宝总理几天就批下来了。”
马之庸所说的“几天”，在于庆新的记忆里有着准确的日期：“我是2006年8月17日交上去的，我看到温总理批示是8月24日。”
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12月9日上午，北京时间12月10日上午，在费城华盛顿公墓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起陵仪式。在马思聪晚年自己演奏的细腻、浓情、充满中国内蒙乡土气息的《思乡曲》的乐声中，中国驻纽约领事、马家的朋友、各界华侨50多人向这位伟大的中国音乐家致意并为他送行。
在儿子马如龙和其他亲属的护送下，马思聪及夫人王慕理的骨灰在他们去国40年后的2007年12月11日回到了广州。
马思聪雕像已先期矗立在墓地旁，这是一处背靠白云山的小山岗，放眼能看到麓湖。在由30多个山峰组成的白云山麓，马思聪在他留法的音乐故知冼星海旁安睡。12月13日，马思聪铜像揭幕和骨灰安葬仪式在这里进行，马思聪夫妇的骨灰盒安放在同一株桂花树下。
《马思聪全集》在经过三年的编纂后，在14日这天发行。虽然没有官方的命名，但是2007年的12月14日被媒体称为“马思聪日”。
马思聪生前单位中央音乐学院于10天后的12月24日，举行了《马思聪全集》的发行式。李岚清在会后对马思聪家属和嘉宾说，马思聪不仅是小提琴演奏家、伟大的作曲家，还是音乐教育家，他很全面，在中国音乐史上应该有很重要的位置。
马思聪的整个雕像石碑高度将近3米，屹立在一个长2.5米，宽2米的红色大理石上。在花岗石的正面刻着1937年马思聪谱写的《思乡曲》；下面大理石座基上刻着“马思聪简介”。
麓湖公园北岸的“聚芳园”成为马思聪长眠的地方。
一曲终了，魂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