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闻远方客，沽酒炖鸭鸡；顽童稚子续，谁家姑嫂隙。

我本不是爱舞文弄墨之人，只是此时，不知为何，突然心生这样几句话语，与其说是对文字的侍弄，不如说是想起了一些故人、故事。

母亲说起今日农忙，与父亲已经到了无法外出打工的年纪，也只能操持家里的几亩田地，我们那里最近兴起种辣椒，收获的季节可以卖到七八块一斤，父亲受启发，租了大伯家的一亩多地外加我们自家的，筹划着种些经济收入高的庄稼。起初我不太愿意他俩费太多的力气，种个小麦大豆这些懒庄稼，能够过日子即可。但耐不住农家人操持一辈子的命，这样的年纪还是想着为儿女张罗，索性我也就不管了，农家人让他们离了土地反而不适应，只要稍加注意就行。

前几日他俩就忙着施肥浇水，张罗着开始栽种辣椒秧苗，看来今日终于成行。他俩已六十多的年纪，面对土地还是有用不完的力气，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语气中未有疲惫，倒是夹杂了些许期待收获的隆重和喜悦。一时兴起，母亲说起，今日大姨二姨、姨父、表姐、本家哥嫂都是帮忙，拉沟的拉沟、栽种的栽种，风风火火忙了一天。大姨还带了一个邻居从隔壁村过来，母亲笑着说：别看人家年纪大，动作还挺麻利，种的挺快的。是呀，跟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半截子入土的年纪，还能被丁点农活难为不成。母亲一边与我分享今日集体劳作的成果，一边嘱咐父亲去嫂嫂家办些事情。

记忆中，我对这种亲邻旧友互相帮忙的劳作场景并不陌生，春种秋收，农耕文化浸淫着长大，对机器集约化生产反倒陌生。大人们在庄稼地里嬉笑着、插科打诨着，丰收的喜悦长成了饱满的豆子，炸裂在天与地的笼罩里。一到饭点儿，各家稍微年长的孩子提着铁饭盒、冷茶水，呼喊着长辈吃些饭食再干活。以家庭为单位，三五人一组，坐在田垄上，路边的青草枯枝随意拿来当作凳椅，手里的凉馍馍许是加了收获的酱料，吃起来也是格外的香甜。送了饭菜的小孩久久不愿离去，别想多了，可不是想干些农活，而是期冀大人从送饭的动作中看出成长的懂事，给予零花钱的奖励。一旦拿到奖励的成果，蹦蹦跳跳地顺着卖冰砖老大爷的吆喝声寻去。大人想通过四季从土地里获得生存的筹码，孩童期冀从些许的辅助里获得成长的奖励，我们彼此都从时间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礼。有时会忙到黑夜，因为天气、因为成熟的急迫，常常需要追赶着时间。那时候，却没有任何的埋怨和慌乱，不知为何，我们对收获充满了笃定和耐心。

我的回忆在母亲的唠叨声里渐行渐远，我回溯前半生的疏离与紧张，发现我的骨子里须臾也离不开土地的滋养。偶然提起父亲干嘛去了，母亲说：自家亲戚来帮忙就不说什么了，你嫂子他们也忙活了一天，中午也没在咱家吃饭，只给人家送了一袋苹果，想着还是让你父亲送些工钱。虽说她不一定会要，但起码咱得有这心，毕竟现在出去帮别人种一天辣椒也赚不少钱呢。我觉得母亲说得对，但又跟我记忆中得有些差异。村落文化里得互帮互助太频繁了，宗族文化、同姓文化、邻里文化，其因附近概念与亲缘概念衍生出的帮助与提携似乎已经成了传统。随着时间的侵蚀、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的扩张，以机器替代人工生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逐渐向村落发展。在我们那里，集约化农耕文明已初具模型，有不少不能外出打工的乡邻走到新兴农民的田地里打工，赚取微薄的收入。

母亲之前跟我说起过他们这种方式，一起劳作的不再是同宗同族，而是受困于年纪和技术，不得不捆绑在一起的不固定组织，劳作期间也能聊聊天，但交谈的更多是家长里短，缺少了几分收获的喜悦。到点儿劳作、到点儿回家，有时候农场主又不太满意工作的时长，因经济引发的时间划定太过于死板和严格，时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种结束和开始的标尺。在记忆中的田地里，我们只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分，并没有时钟的精确把握。这是一种发展，但也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个中的遗憾，我无法说得清，毕竟我没有经历过父辈他们对时间的感受力和穿透力，但粗浅来看，应该是有细微差异的吧。

我不是也不能批判母亲对经济意识的敏感，我也不能更没资格指摘农耕文化的变徙，我只是想借着自己点滴的记忆去记录过往存在的痕迹。项飙在阐述其《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时说过，其实他笔下的温州人不是那么的体面和善良，甚至有一些粗鄙的成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对我非常的善意甚至是尊敬。我觉得是一种“被记录”的喜悦，在某一个群体看来，能被历史记录就已经算是一种光荣，至于好与坏，那都是次要的。能够证明自己存在过，就是历史给的最好的奖励。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在我们父辈那里，很多记忆重要的不是好与坏，令人遗憾和伤感的是记忆的流失，就好像过去从未在存在过一样。这种历史的真空淹没了太多爱与恨、美与丑，让生活失去了太多滋味。当我行文至此，你还会纠结我对农耕文化变徙的观点吗？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都能记住一些东西，对于过去、对于父辈，哪怕掺杂了泪水与汗水的浸渍。

历史是一切，一切都是历史。这就是我书写此文的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