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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和苏联的历史共同放在共产主义的标签下来看待。然而，在 1917 年的某个瞬间，它们似乎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联系。中国和俄国有可能与美国组成一个民主联盟，亚欧大陆的自由主义未来在向人们招手，当然前提是这种愿景能够抓住机会变成现实。

国民党还没来得及在胜利之后做点什么，其国会领袖就被一个与总统袁世凯大帅有关系的刺客所枪杀。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南方各省举行起义，但很快失败，他们随即流亡海外。袁世凯解散了国会，使得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在实际上失去了效力。

任何加强中国自己的军事能力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威胁，“使日本可以合理地要求指挥权”。兰辛警告说，如果华盛顿方面想鼓励中国独立行动，他们就必须“准备好迎接日本的反对”

为了获得其他协约国的保护，袁世凯希望中国也被要求对德宣战，但日本不允许中国有任何独立行动。相反， 1915 年 1 月，东京方面向北京方面递交了一份列有“二十一条”要求的清单，这份清单很快受到全世界的指责，被认为是战争引发的最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行径之一。

日本显然有一群政治家觉得不能辜负了这个名号。政界元老山县有朋是当时还在世的明治元勋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团结在他周围的一群人曾或多或少地公开表示，日本加入协约国一方是一个错误。他们认为日本终究要与美国对抗，因此更倾向于与独裁的沙俄结成一个保守主义同盟。

改变大西洋地区战前金融结构的强大离心力同样也在太平洋上发挥着作用。 1916 年，日本的财政实力极其强大，协约国的金融地位则极其虚弱，以致东京前所未有地成了协约国的债权人

最终日本发现，在它寻求一种政策，从而获得比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更大的利益的关键在中国。在东京方面看来，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分而治之，或者扶植一个持合作态度的中国政府。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让东京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境。

各个派系都在寻求外部援助。由于英国和法国受到欧洲局势的牵制，俄国疲于革命乱局，日本则与北洋军阀紧密勾结在一起，因此南方的民族主义政府决定求助于美国。

正如游历过许多国家的金融经济学家耶利米 · 精其（ Jeremiah Jenks ）在给威尔逊的一封紧急信件中所说的：只要拨给协约国的 30 亿美元中的“百分之一”，“就能让中国厘清其国内事务中的问题 ……” ；“百分之五”就能让中国彻底摆脱日本，使其发展成为一支“能真正加入战斗的重要力量”。

如果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涌入俄国的那些财政和后勤支持被投放到中国，它们一定会对中日之间的相互角力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同样的情况还会在欧洲重现。 1918 年，威尔逊会向民主制的德国承诺解放与和平，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希望；但这些希望最后都破灭了。

威尔逊的公开讲话、他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战略并不是针对这几个国家的，而是为了牵制他被迫加入的危险联盟。这个由大英帝国、暴躁的日本，以及怀恨在心且难以预测的法国共同组成的联盟，因为旧世界马基雅维利式的帝国主义者在美国本土、国会和华尔街有着众多强大且自私的朋友，而更加危险。威尔逊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近在咫尺的权力网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不是去控制远在亚欧地区的不确定的发展前景。正是这一决心影响了威尔逊的其他想法。

最终的条约在俄国人看来是苛刻的，但对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从俄国剥离的领土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直接并入了德国。相反，《布列斯特条约》缔造了现代波罗的海国家的前身、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以及一个外高加索共和国（ Transcaucasian Republic ）。

当俄国提出停火的时候，传说中的乌克兰粮仓正站在东方向德国人招手。然而，为了得到这些急需的物资，批发业人员严重不足的德国和奥地利需要一个贸易协定。当停火就能让布尔什维克感到满意的时候，真正需要尽快达成实质性和平安排的其实是同盟国。

在极右翼一派，泛德意志主义的思想家所幻想的未来是德国人主宰支配着无数农奴。泛德意志主义激进的领导人海因里希 · 克拉斯（ Heinrich Class ）甚至觉得可以大规模地清除原住民，在东边制造“无人”土地。 1917 年，战前人口因大量逃亡而减少，更推动了这样的想法。库尔兰（ Courland ）是德国兼并主义者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到 1918 年，战前 60 万拉脱维亚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已经逃离了这里。

在 1917 年 7 月关于和平决议的辩论中，埃茨贝格尔表示，与其满足泛德意志主义者的帝国主义幻想，还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病院的床位，这会便宜得多。他的话在国会引起了欢呼。正如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发言人所说的，“像对待一群羊一样把人们分配、划分和驱赶到一起”的年代已经远去了

我们就很有必要弄清楚，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怎么就恶化成了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 —— 以及到 1918 年夏天时，德国军队如何就已经占领了俄国的大片领土，面积几乎与 1942 年希特勒的国防军在到达斯大林格勒之前所征服的一样广阔。

在 12 月 27 日的午餐会上，他欣然承担起了让俄国人搞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的任务。圣诞节协议所适用的范围，德国军队将逐渐撤出、民族自决原则将得到执行的领土，并不是 1915 年以来德国所占领的边界地区，而是在东部和北部更远的地方，即德国人在进攻的最后阶段才占领的领土，包括爱沙尼亚（ Estonia ）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结果是一场公共关系的灾难，布列斯特和谈也从此名声扫地。德意志帝国的“欺骗行为”再也瞒不住了。

至于殖民地的问题，威尔逊所关心的并不是被压迫民族的权利，而是激烈的帝国主义竞争。他在第 5 点中发出呼吁，希望敌对国家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自由、坦诚，并且绝对公正的协调”来解决问题。

1918 年 1 月，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总统先生将其“十四点原则”提交国会时，他明确承认，德国政坛正在进行一场战斗，战斗的双方分别是“德奥两国持更自由态度的政治家”和“只知道保住已有一切的军事领导人”。他说，“世界的和平”将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果。

到了 1918 年年初，德国的权力天平已经开始向着不利于国会多数派的一方倾斜，协约国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在《布列斯特条约》的阴影之下，不管“十四点原则”获得了多么成功的宣传，它都不能被用来与德国进行谈判。结果， 1918 年 1 月，威尔逊缓解了布尔什维克的压力。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员确保威尔逊讲话的俄文版本贴满了彼得格勒的大街小巷；列宁把它用电报发给托洛茨基，以证明自己让帝国主义者彼此敌对已经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