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第一次在北京过年，本以为清冷的仪式感，因为朋友的邀请而变得有年味。
大年二十九的时候先生才放假，于是便与先生去采购。因为年前朋友们已经送了米、油、酒，自己要准备的东西便少了很多，再加上两个人的吃食本就不多，故而采购时发现竟没有什么可买的。看着别人成车的年货，我们便也一点点的往购物车里加零食，把春节过成了一年一度的零食节。
三十的晚上是和朋友一起过的，中午朋友也做了丰盛的菜招待我们，下午便开始一起准备年夜饭。朋友夫妻两个很忙碌，先生也时不时的搭把手，我能做的只有帮朋友摘菜，其他时间插不上手，也便乐得清闲。
得益于北京今年的促销费，对烟花的政策有所调整，五环之外能够放烟花。朋友买了很多烟花，天黑之后和邻居们一起去放烟花，城市的烟火，绽放在高楼大厦之上，更显美丽。升起，绽放，落幕。烟花的生命很短暂，却开的最绚烂，把最美的色彩留在了人们心中。我想，这也是一种使命，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烟花过后，回到家里，和朋友们一边包饺子一边聊起老家的习俗。想起小时候春节的样子，竟有些怀念。
记得小时候，每年都会从市里回到村里过年，住在三奶奶家里。年前总是在各种赶集中度过，和姐姐们一起买个头花，买个灯笼，其实也不过是凑趣。那时候的灯笼还是实实在在的灯笼。木质的底座，铁丝质感的方形框架，外面套一层白色透光油纸的灯笼罩，灯笼罩是藤编的，油纸上则画着好看的图案，多是以中国风为主的画面。拿开灯罩，点一根白色的普通蜡烛，用蜡油固定在木质底座上，将灯罩放回，用一根木棍支撑起灯笼，便是孩子过年时最大的乐趣。
除夕夜，村子里的人都是一片区域的人集中到一起烤火、放鞭炮、放烟花，一起聊天、欢愉，感受那种红红火火。烤火用的是玉米秸秆，每家每户贡献一部分。印象中，年三十的下午，小叔他们这些年轻人便推着车挨家挨户的去收秸秆，然后堆成一垛一垛的，供烤火的时候取用。那时候总是盼着天黑，天黑了就可以打灯笼，就可以听鞭炮、看烟花。
如今，家乡依然保留着当初的习俗，承载着记忆，也承载着传承，意味着家族兴盛，也象征着红红火火。
城市的年味，总是比乡村少很多，但从另一方面讲，城市也可以是年味十足的，热火朝天的年货采购，欢欢喜喜的写春联、贴春联，给自己或孩子买一个电灯笼，置办一身新衣，灌一些腊肠，呼朋唤友的聚会……很多时候，仪式感是创造出来的，年味和生活则是过出来的。
在北京过的第一个新年，因为朋友的邀请变得有趣而温暖，聊天、看春晚、小酌、放烟花，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父母也因此而安心，少了些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