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很快就要过去，年末岁尾，又到了总结一年的时间节点，整理电脑文件时，看到了几年前写的这篇文字，是几年前春节回乡时的真实见闻，一年多以前，自己的家庭也因大病导致重大变故，为免除回忆的一番伤心，一直迟迟没有动笔记录，权切把以前写的这篇文章贴在这里，算是纪念。

每年春节，在城市谋生的人才会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那些广阔而沉默的农村大地。在平时，这些土地上的人事变迁很难获得主流社会的关注，在这片城市闪光灯照耀不到的地方，每天发生的故事是被很多人忽略或遗忘的另一种真实。

山东省某村落上演了一剧悲情，彰显着在大病来袭时农民的屈辱与挣扎，我们相信，在当今的中国，这不会是一个个案。这些沉默的农民也在书写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没有他们，中国的现代化拼图，注定残缺不全。

两个被疾病吞噬的生命

2013年11月19日，在多处求医身体仍无明显好转的情况下，村民刘西苍的老婆宋氏选择用一瓶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宋氏去世后，刘西苍十分内疚，他悔恨此前自己没有从老婆的言语中发现一些端倪。自杀前几天，在医院里，宋氏说自己身体好些了，想回家看看，刘西苍以为这是她身体转好的征兆，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19日一早，刘西苍起床后看了看老婆宋氏，躺在床上的她脸色苍白，神情平静，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宋氏突然问道，“冉冉（他们的孙女）老爷，咱家还剩下多少钱？”

刘西苍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还有6000多呢，两个女儿说，每家会给我们5000呢，你不用太担心了，好好养病。”

刘西苍事后回忆起，他分明听见了一声叹息，但他没有太在意，这也让他一直很后悔。过了一会儿，宋氏对刘西苍说，“你去镇上一趟吧，买点面条，我想吃，顺便再给我拿点药来。”

听到这话，这个背负着沉重负担的农村老人立即骑了自行车赶到离村子3里路远的镇上，拿了几盒药并拎了两袋面条。在刘西苍离开之后，可以想见的是，独自在家的宋氏蹑手蹑脚地穿上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寿衣，然后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瓶毒药一饮而尽。

半个多小时以后，刘西苍从镇上回到家里。这时，整个村子似乎都听见了这个60多岁男人的嚎啕大哭。

事后村民们推测：这个身患癌症的60多岁的老人用自己的生命给自己的家庭做了最后一次贡献：为了让亲人不在面对看上去永无休止的医疗费用，不让原本贫弱的家庭欠下巨额债务，她用生命做了交换。

在这个原本平静的村落里，不幸却接踵而来。就在宋氏去世两个月之后，阴历12月25日，小年刚过完两天，身患糖尿病和心肌梗塞的村民自有法（男）终因无钱医治在自己家中离世，此前，从镇医院到县医院再到市医院，因为治疗，这个家庭已经欠下了2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只能从医院回到家里。用村民的话说，“在家等死。”

这个期待能过完春节的老人终于没能等到那一天，留给刚刚结完婚的儿子2万多元的债务，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这是这个村落里两个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的家庭在大病来袭时的无奈之举，事实上，在农村医疗保障尚未完善的今天，面对重病来袭的劫难，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他们的今天会是我的明天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他存在吧。但应该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使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泰戈尔

在这个人口不足500人的村落，两个人的意外去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村民的极大震动。

“尤其是自有法的死，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担心，他的今天会是我的明天吗？”谈到两个人的去世，一个50多岁的村民如此感叹。在场的十多个村民一阵沉默，没人能给出答案。

如此看来，从十多年前就开始试点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极大提高了农民家庭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但要从根本上避免这样的悲剧，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悉，自杀是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

查询资料发现，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因病致贫、因病致死，无疑是其中不能忽略的因素。

“现在国家政策好了，我们参加了新农合，生病住院能报销不少呢？”谈到农民医疗问题，很多如此叹息。

写这篇文字时，查询了山东某市《20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方案》，根据方案，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为80%，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定点医疗机构基本药物报销比例为90%；二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县内为70%、县外市内为60%；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为55%；市外(含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例为45%。未经转诊备案(急诊住院除外)到市外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按正常比例的60%予以报销。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大病需要特效药甚至进口药品，而很多药品不在报销范围之内。“这样下来，能报销的数额也就是三四成。”很多村民说，这对于身患重大疾病的家庭来说，还是承担不起，此外，基层农村很多医院医生为了多赚钱，故意用贵的药品，这也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如果有一天，我患上了重大疾病，我希望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是在等待中绝望。”，很多村民不止地感叹。但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