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哈河水长又长，岸边的骏马拖着缰。美丽的姑娘诺恩吉雅，出嫁到遥远的地方……”每每听起这首歌，这悲伤的曲调总会让人荡气回肠。不免得思绪又飘回了遥远的故乡，飘到那潺潺流淌着的老哈河旁。
在我六七岁的记忆中，老哈河的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流淌着。一年四季丰枯变换，但生长在老哈河畔的人们却没有太多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在硝碱地上。生活却一直没有起色，每年刚过正月，村里就有一部分人家的米口袋就见底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那个年代可是真实存在的。玉米瓤子、榆树钱“布了”又现身农家炕上的小方桌上。
每到这时候，村里人都巴望着生产队里快快拉回“返销粮”，好解决每个人生存的第一要务。“返销粮”这个词真的很陌生了，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了，包括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七零后也未必知晓。每年生产队里秋收的粮食要首先交公粮，剩下的部分才是全村几百人的一年口粮，但是那硝碱地里产出的粮食本来就少得可怜。除去缴公粮，剩下的粮食是如何也不够全村人吃一年的。所以队里又得向上级申请购买国家的粮食。与缴公粮相对，这样的购买不就成“返销”了吗？
造成“返销”，现在想起来原因有几。一是刚才提到的“硝碱地”。那时家乡的土质很有特点，坎下仅有的水田还不明显，坎上旱田就显露无遗了，田垄背上是白花花的碱土，而略深一点的垄沟里却是红色的硝土。下雨一泡，水坑中满是红褐色。可想而知，这样土质下长出的玉米高粱只有半人来高，一拃长的玉米棒子和高粱穗头能打多少粮食呢？用老百姓当年的说法再贴切不过了:种一坡，割一车，打一簸箕，烀一锅。再一个原因是当年的吃“大锅饭”，生产队集体劳动，收获粮食却按人口分配，谁也不肯多出力，所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我印象中集体出工砍青麻叶，中间还要学一段报纸呢，这样粮食咋会多打呢！
坎上旱田尚且如此了，那么紧挨老哈河的坎下水田又如何了呢?按理说有着丰富水源的老哈河做支撑，这水田一定会收获个盆满钵平了，只可惜又事与愿违了。
那时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我就常常趴在南墙头看社员们在水田里干活，现在回想，水田不多收粮食也很正常。只见女小组长手提一根直直的树条（长一米，是我长大了打听到的），拿这根树条测量社员打的水稻田埂的上宽够不够。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把树条往田埂上宽一比，口中吐出三个字:“不合格”，社员就再次用铁锹修整，直到合格为止。天哪!凡是学过小学数学的人都会算梯形大坝的体积，梯形田埂上宽一米，那底宽就不知一米几了。整个下坎地得多少个大田埂，得占用多少耕地呀？那时正是地少人多呀！对比分田单干后，家家给田埂瘦身，想方设法多插一垄秧，自己家田埂窄得都站不住人。哎！没法比哟。
整地也就这样了，播种也不科学。人们引了哈河水把稻田池子泡透，那时还不是插秧，而是“漫撒籽”，就是站在田埂上把干稻种直接不很均匀地扬在水中，让它自己发芽生长。我不止一次好奇地走上田埂观察它们的变化，咋觉得稻种不如水草“地雷秧”长得快呢？每次我都会拔几个“地雷秧”，回家用火烧它的根茎吃，很面很甜的。一直等到秋收了，稻田里秧苗却还参差不齐，水草比苗要高许多，稻穗直立，用镰刀收割都抓不上手，你想它能长多高，能收多少粮食?
老哈河水依旧那么不急不缓地流着，并没有给家乡人带来多少福祉。岁月就在她的涟漪中沉淀了，沉淀的岁月里，故乡也曾有过多少个黄沙漫天的日子。坑洼的道路，泥泞着追赶日月的人们的脚步，三五排低矮的土坯房内却是满目忧伤，与离开故乡远嫁他乡的诺恩吉雅一样，这是上一两代人的苍凉啊！
今夜，纸上的多行文字，被多情的词义泄露了心事，我默默地在灯下遥望着故乡的方向，静静地等待着那一轮多情的月亮，耳边仿佛又传来了老哈河清亮的流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