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搬家都是一场浩劫，不是物质上的损失，而是精神上的折磨。
先不说要找人找车，也不说把那些陈年不用，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功能的乱七八糟分类打包，就只是在去与留的纠结中，心就不知不觉地碎了。每一样物件都是一段回忆，一段情怀，都是自己的一段历史。你可以抛弃一样东西，但无法放手一段回忆。
十年，整整十年。如果不是搬家，我可能会忘记了这个节点，可巧的是因为搬家却永远地记住了它。
钥匙
十年前，我刚过三十岁，而立之年。不记得当时拖着几个箱子、几件行李，只记得到J就近傍晚了，身体很累，心很乏。而立之年离开家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打拼，除了无奈，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希望吧。
一只口袋里装着些零钱，另一只满满的都是希望。
那时单位还叫XX院。不知是什么样的底蕴和传承，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这里人人很牛X的样子。在这样牛的单位，在这样的牛人圈里工作，自己多少也会沾点牛气吧，我想。
那时的通讯还不像今天这样发达，长途话费还很贵，收入也不太高。我动身前的一天，人事部门的同志就告诉我单位安排了宿舍，到J后坐几路车到哪站下往哪个方向走多远转个弯就到，到了后找谁谁拿钥匙，然后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在手机里把这个号码标注为“钥匙S”。
把这个号码连同手机一起装在了满是希望的那只口袋里。
到单位后我拨打了这个电话，满怀着尊重、满怀着感激、满怀着希望。听了三次移动客服甜美的声音后，终于听到了一位有点苍老的男声，声音很平很淡，很像DM湖无风时的水面。
“我是XXX，新入职的XXX，想找您取一下宿舍的钥匙，不知您的办公室在哪里？”
“哦，我在外地出差。”
“那我的钥匙？……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吧。”
虽然回答平淡得让我觉得有些无奈，但满怀的尊重、满怀的感激、满怀的希望都还在。
大概下午四点多了吧。接下来我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旅馆是我想到的唯一地方。人生地不熟，再拖上几个箱子满大街找旅馆肯定是不明智的。先把行李找地方暂时存一下。
应该就像其他单位一样吧，我想。每个单位都有传达室或保卫室或门卫室这样的地方，行李可以暂存在那里。这里的保卫室很好找，进楼第一间就是。门没关，我敲了一下，有一位略胖点的中年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也像DM湖无风时的水面一样平静。我说明了来意，还特别强调了我是新来的XXX，能否把行李先暂时放一下。
但回答却与我经历的其他单位不太一样。怕丢，不行。我又争取了一次，还是不行。回答很坚决很平静，就像DM湖平静的水面。
我内心有点失落了，满怀的敬重、满怀的感激和希望开始悄悄地从口袋里往外溜，一时间内心竟然有了骂人的冲动。
给XY领导打电话。很快在XY同事的帮助下我住进了单位内部招待所，也赶在天黑前把行李从一楼运上六楼。
房间里有四张床，每晚三十元，不太贵，就是来来往往的人挺多。住了三天，我不知道换了几波客人，有些半夜来住，其中有几个我还打了招呼，简单交流了一些，说是河南的舞蹈学生，后来的我就懒得理了。反正明天就可以拿到钥匙了。晚上同事还专门来看了我，帮我提了几壶开水。
第二天上班、开会，期间又给那位“出差”的先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明天吧。”又是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第三天上班、开会，又联系。他大概是有点烦，一个新来的怎么老是没完没了呢。对他而言，那只是一把钥匙，一件工作，但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家，一份希望和安宁。他也告诉了一个电话号码，是固定电话，办公室的，让我找谁谁，我赶紧记下来，就像接圣旨一样。
再联系这位先生，也是有点年纪了，电话里听起来口齿也不是太清楚，一口方言说得我有点迷糊，但有一点总算弄清楚了，他下午五点要下班，让我早点来。可是我也是五点才下班，班车回来就晚点。幸好我很机智地想到了这一点，好说歹说同意等我一会儿。那天我终于拿到了宿舍的钥匙。从招待所结帐走人。
红楼
红楼跟梦没什么关系，因为在这座红楼里做不出林黛玉式的梦。楼的颜色是红色的，所以称为红楼。如此现实主义的命名规则，却滋生出那么浪漫主义的梦想，说来都是人的想象力无穷，或者说人们对美好的向往是无限的。红楼的历史跟单位一样苍桑，从我入住起几年后被拆除，五十年了，已成危房。
因为有男有女，所以不成文的规矩，二楼的卫生间是男人用，一三楼是女人用。楼非常老旧，三楼的有些房间都能见天了，卫生间的情况可想而知。漏水已经让墙面显得斑驳陆离。每次蹲在里面，总担心头顶上会滴下来点什么，有时也的确会滴下一些什么，你只好往前或者往后挪挪。
对面更加斑驳的墙面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字体与环境非常相配，“拉屎不冲水死全家”，墨黑的字迹非常醒目地提醒你，公德比方便更重要。于是我对这个单位又多了另一重印象——豪迈！
这里原是学生宿舍。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双层床分列两旁，然后是四个高高的铁皮柜子。柜子上面、门的上面、墙的上面，贴着些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纸，广告海报美女帅哥，还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话，如谁谁不得好死、谁谁老子爱你之类。豪迈得一塌糊涂，一如卫生间的标语。
地上垃圾成堆，蟑螂的天堂，灰尘足有尺厚。地面是一层很厚的绿漆，绿漆剥落漏出下面一层红漆。从表面看来红漆略干净，因为长年踩踏绿漆已成了黑漆，并且多处脱落，一块一块尤如老家人吃的煎饼，没有强迫症但也实在看不惯，于是之后的很长时间把绿漆揭掉成了我全部的业余消遣。买了凿子和锤子，每天下班后叮叮当当，一是除去发黑的绿漆，二是打掉内心仅存的棱角。
这样的宿舍超出了之前调动全身所有的细胞而得的想象。要不是已经有过一段工作经历已经在其他单位受过类似文化的熏陶，要不是已年过而立，可能就转身离去了。可哪个单位不一样，说得全是高调，行的全是屎尿，还不如卫生间上的标语，起码更加豪迈。我只能躺下来享受了。
上层是不敢睡的，晃悠。铁架子床上的螺栓已经不全，仅有的几个还大部分松动了，时间久了生了锈，光用手还真拧不动，可现在我去哪里搞钳子扳手呢？于是躺上去，吱吱呀呀如在云端。
其实一个人是用不了那么多床、那么多柜的。正当我几天以来一直规划着如何使用和处置这么多“家产”时，某一天晚上下班回来，我惊奇地发现，所有柜、床都不翼而飞了。我急忙检查一下我的私产，还好，都在，除了床上的铺盖，只有一只箱子和袋子，不值钱。但我真得有点怒了，不管是谁干的、谁指挥的，起码跟我说一下，不奢求你的尊重，但这也是基本的礼貌吧！但这怒也只是在自己的心里转了几圈就走了。想想管钥匙的、保卫室的、还有卫生间的，还指望什么呢？唯一的指望就是麻溜地换锁吧。
不得不说同事还是好很多，不得不说同事还是亲切很多。楼旧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住的是什么人。一起吃吃喝喝，一起说说笑笑，虽然条件差点，但心情却还是一天天好起来。是不是有关人士早谙此道，反正人轻易跑不了，即使跑了不是还可以招新人来吗，总有跑不了的。人熟悉了，环境熟悉了，棱角没了，一切就都好起来了。我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那时，冬天单位自己供暖。这是给我留下的最最美好的回忆。烧锅炉的师傅肯定是临时工，舍得。冬天宿舍里温暖如春，差点就如夏。每到入冬之前，单位就准备好一大堆煤。真的是一大堆，在我窗户后放着，从煤堆上一步能进我的窗子。白天城里不让跑大车，所以备煤的活只能晚上干，12点之后，每年都有那么三天。某晚12点之后，一辆辆大卡车拉着煤和预期的温暖，轰轰地开到我的窗下，倒下，然后是铲车，前进后退，一次又一次，将煤堆聚拢堆高，一直与我二楼的窗沿儿平齐。有几次铲车碰到了外面的墙角，其声响之巨大，迷迷糊糊的我以为发生了地震。还好，虽是危房，但几铲车下去红楼还是经住了考验，我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大惊小怪了。
房间里是温暖了，但窗子是不能开了。北风一来，煤灰就从窗缝钻进房间，里面窗台上黑灰一层，连喝水的杯子里也有一层黑色的沉淀。眼看煤堆一天天减少了，中间还要补一次，所以又是一阵子卡车、铲车轰轰隆隆；而煤渣又会一天一天的涨起来，所以又是一阵子卡车、铲车轰轰隆隆。
虽然居住的都是同事，但也有些私自转租出去赚取微薄的租金的，所以除了熟人，还有一些生面孔。偶发被盗事件也就成了平静日子中的一段段插曲。于是我强迫自己养成了出门落锁的习惯，可遗憾的是没有很好地养成出门带钥匙的习惯。有好几次出门都忘记了钥匙，借锤子砸开，换锁也成了平静日子中的一段段插曲。
某冬天晚上，雨加雪，天很冷。我中间去了趟卫生间，这种事情就发生了。还好因为前期有过经验，于是很平静地安排了一下接下来的动作：先出去买锁，然后砸开，然后换锁。万幸的是口袋里还有几块钱，够锁钱。于是穿着花花绿绿的棉睡衣，揣着几块钱，半夜十点多，冒着雨加雪，没有伞，直奔印象中的五金店。但五金店关门了，刚才还泰然自若，现在开始有点慌张了。如果买不到锁，那意味着明天早上没法锁门。不锁门就去上一天班，那宿舍仅有的那点家产也可能被人搬空的。好在顶风冒雪转了一个大圈，在认为最不可能卖锁的小店里竟然买到了。于是除了冻得哆哆嗦嗦，一切太平。
终于有一天，传闻红楼要拆了，瞬间想到的不是那些标语、不是卡车了。拆了，住在哪？这时一切的不满、一切的幸福、一切的肮脏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解决接下来的生存的问题。
有些政策的变化往往是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进行的，利用矛盾转移当口，将之前难以推行的政策推行下去，并可借此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单位的租赁制度也借此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清理了之前一直禁止的在J有住房的职工无权租赁单位宿舍，二是清理了多吃多占现象，三是原本按学历每人一间的政策作废，改为每两人一间，四是提高了租金。
因为我个人情况特殊到全单位没有第二个，所以在写了申请书、承诺书、填写了相关表格、签订了相关协议、提高了相关租金后，我终于又在西北角的筒子楼上有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在经历过不知道多少个加班不分白昼、不分场所，在红楼安住几年后，经历了入职以来的第一次搬家。家当不多，把最重要的工作、学习、娱乐工具——电脑搬走之后，其余的似乎都可有可无了。
拆楼机入场，原来的记忆变成了工地。我曾经在施工期间试图找寻和还原数年青春的所在，但遗憾的是，我竟无从找到那曾伸手可及的窗口，直到有一天，当所有的一切从3D变成2D的时候，我有幸在一堆里看到了一只破篮球，那是我未曾搬走的家产，它曾经陪伴我度过屈指可数的夏日傍晚。当它也消失的时候，一切就真得烟消云散了。红楼拆得挺顺利的，放倒、拆砖头、拆钢筋、清理、平整，成了停车场，于是一段记忆被彻底抹平了，一段历史彻底消失了。红楼变成了少数人酒酣时偶尔提及的术语，往往会让后来者满脸浪漫的想象。
红楼彻底成了历史。只是在最近一次搬家整理东西时，我发现一张与联通签订的宽带协议上竟赫然有此名称，才知道它的离去也不过几年而已。
西北楼
西北楼4XX。
“西北有高楼”，提起这栋楼，就想起这首诗中第一句。
像红楼一样，这栋楼也没有楼号，红楼是以颜色命名，可这栋楼颜色没有明显的区别性特征，所以只好用位置命名，因为它座落在单位的最西北角，位置真得好难找。在外卖的收货地址里，我只好将找到它的路线详细地描述以代替，“进单位大门，走左手边路到头，有一个小停车场（原先的红楼所在），对面是XXX公司，从公司前面往西再往北拐，有一五层小楼，从东门口上四楼”。许多外卖小哥，不知是因为地理没学好还是方向感有问题，往往需要打几次电话确人才能找到这栋楼，我内心老是过意不去，好像自己故意跟他们为难似的。
如果一个人每次分配宿舍都是阴面，我不清楚得需要多大的概率，如果真是随机的，我觉得我可以去买彩票了。有人建议是不是提前跟管宿舍的同志打个招呼、请个饭、送瓶酒，我没有，所以我依然住在北面的宿舍，这一住就是十年。我宁愿相信他们具备最起码的公平意识，也宁愿相信这都是随机的。这种事儿只能想像，没法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彼此就成了仇敌了，虽然不是多大的利益冲突，但一旦被怀疑了人品，即使他做过，你也会成了他的敌人，一辈子的敌人；更何况，如果他没做过，那显得自己过于小人了。还是不说为妙。
这栋楼比红楼要新一些，但条件基本相同。床不再是双层的，桌子也不是那种铁皮大长台了。地面是普通的水泥面，没有红绿漆，白墙已经泛黑泛黄，也不知是住了多少波人了，没有柜子，连铁皮的也没有。我只好把原来红楼的铁皮柜子搬来两节，盛放日益增多的家产。
开门后最让我吃惊的是满屋的挂钩，之前不太懂“XX控”什么意思，现在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肯定是个挂钩控。床上、桌上、门上、墙上、天花板上，从上到下，你想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满满全是挂钩。我一直非常好奇这位仁兄大姐的生活想象力。有天晚上闲极无聊，我挨个数，数到300多放弃了，真像是卢沟桥的狮子。
这栋楼的对面是一所学校，一墙之隔是教学楼，楼前面是一排高大的杨树。每个单位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建起楼来各不相让，于是这两栋楼之间只有十米的样子，几乎伸手可及。有时起床晚了，能清楚地听到对面楼上孩子的读书的声音、上课的声音、老师教训学生的声音、下午学生们打扫卫生去洗涮扫把的声音、因为争女朋友两个男孩子在拐角处打架的声音、打扫卫生的一家子用方言吵架的声音，吵吵嚷嚷，好不热闹。教学楼一楼是卫生间，每到夏天，微风习来，臭味习来。
生活起来，除了睡觉，另一项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了。以前有食堂，好几年前就没了，周围吃饭的地方挺多，但是每天出去吃饭，工资基本就没了，那上班还有什么意思呢？自己做饭是不可以的，因为安全的问题。据说是因为楼旧，电线标准不高，所以禁止用大功率电器，更不能用煤气罐。于是宿舍的功能就只剩下宿舍了。
现代技术就是先进，随便在后台输入个数字，就可以控制某一户的总功率，我文科出身，闻所未闻。某日晚回来，用电磁炉烧点水喝，没两分钟竟然停电了，我摸着黑找着电工的电话，跟他说，他给送上电。可是没几分钟又停了，我又打电话，电工告诉我，宿舍限电了。我说怎么没通知呢？他说不知道。通知往往是往某个墙上一贴完事儿，管你知不知道。我决定亲自到电工室了解一下情况。相谈得很不愉快，但我终于知道了事情大概，每个单身宿舍限制用电最大为1500W。我大概计算了一下，一台电脑300W，一台冰箱150W，电灯要40W，所以其它电器最大不能超过1000W才能不跳闸。既然是单位统一的事儿，那也不好说什么，于是买了一个300W的电水壶，只用来烧水，烧开一壶水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其他电器都停用了。
但总要吃饭吧，我长期选择外卖，或者瞎对付点面包之类。但我总见到有人依然在用电磁炉做饭啊、烧水啊，就很好奇。问问他们，悄悄地告诉我私下去找找某某人，把数字调高一些。作为成年人，我当然知道“找”的意思，但我没有去。权力哪怕只有一点点空隙，就有寻租的可能。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既然是电线不行，重新布线啊，为什么要限制呢？就好像厨师饭做得不好吃，就要求顾客少吃；理发的手艺不精要求顾客不照镜子。据说还召集住户开过会，目的是为提高租金，但当大家将所有的问题一并抛出的时候，会议气氛就很不和谐了，但房租却到底还是涨起来了，对比市场价格，虽然不算贵，但过程让人很不开心，服务质量几乎可以打零分。
除去吃饭问题，另一个难题就是洗澡了。单位没有浴室，所以每个人解决洗澡的办法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这个问题曾经上过职代会，单位领导也承诺尽快解决，但领导换了好几茬，还是无解。虽然领导都在忙大事儿、谋大局，但这种小事儿既然承诺了，好歹有个交待，所以也别怪职工不信任你。夏天还好，冬天时只好每次回家时再理发洗澡了。每层楼有八户，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吃喝拉撒，一切与水有关的都在此解决，所以高峰期比较繁忙，尤其是夏天。夏天一般在卫生间解决洗澡的问题，女卫生间没空，所以男卫生间常被征用，再加上女人清理起来时间比较长，如果有内急你只好忍着。
有时抽烟，为避免把房间里搞得乌烟瘴气，所以一般在窗户边。工作累了，点一根烟，站在窗口，看着下面初中小孩子们来来往往、约架吹牛，弹指间尽显将军本色，有种将军的感觉。有一次我对着旁边一二层楼楼顶的下水管道轻轻一弹，烟屁股竟然准确地进入了直径只有7、8厘米的小口，不得不佩服年轻时打篮球练就的基本功，之后数次尝试均无功而返，方知此事不会大过十年如一日被分配在阴面宿舍的概率。最大的一次失手，是随手将未完全熄灭的烟头弹了出去，却落进了对面学校墙边的垃圾筒里，引燃了里面的塑料袋，一股烧焦的气味让我觉得真是闯了大祸。我赶忙打了几桶水从四楼浇下去，又准确地浇在了冒烟的地方，不禁又为自己年轻时练就的篮球基本功而沾沾自喜，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任性了。
一个人住久了，随意。但最大的问题是生病。可能是因为长期生活无规律，可能是因为长期工作过于繁重，也可能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我终于病倒了。到医院一查，医生建议住院，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班不能上了。我给XY里电话请了假，安排好我的工作，不太安心地去住院了。领导数次电话慰问，表示来医院探望。我都拒绝了，说不在J，在老家。单位不欠我什么，同事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想让我欠别人什么。探望时的话语也无非是些安慰吧，等你病好了甚至还没完全好时，只要能在办公室里出现一次，一切就一如过去。宿舍离医院不远，于是，我白天去输液，晚上除了偶尔在医院住，基本还是回来住，不为别的，随意。
可能人生病时容易思考人生的价值，我大概是这样子的。只有在这一个月里，我才仔细回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家庭、孩子、父母、工作、同事、朋友、事业等等貌似都不能完全解释人生存的价值，于是我想通了，我想。人只有不存在了才能计算其价值。有时想，如果我自己孤独地死去，就在这个宿舍里，没人知晓，也没有人计算我存在的价值，虽然完全符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人生实际，但我活着的时候究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人生没有几个十年，我几乎最好的十年青春就完全消耗在了这个从红楼到西北楼的宿舍里，想想悲从心底起。
终于又要搬家。这是入职本单位的第二次。终于在J有了自己的住房，符合在J有住房者不得租住单位宿舍的条件了。但当我真正要离开的时候，我觉得不舍了，不为别的，只为我逝去的青春。
我仔细地整理着我所有家当，尤其是纸质文件。有我看过的书、光盘、充电器、耳机、旧式手机，有与联通公司的宽带协议、银行卡协议、移动电话卡协议，有各种头衔的名片，有打的票，有来往老家的车票。我坐在地上，认真地梳理，每张有字的纸片都是一件尘封的往事。十年的宿舍生活虽然没有积攒多少的家当，却堆积了如山的回忆。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来整理，有价值的收起来，没有价值的就扔掉，价值大小取决于它在这十年中所占有份量。
看着要带走了和要扔掉的，看着不喜欢却又不得不生活了十年的宿舍，每一个挂钩，每一个蛛网，每一片污渍，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有一个固定的形状，有一种固定的价值。可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的价值是什么呢？
搬完之后，我委托同事去办理退宿手续。一是因为我时间来不及，二是因为担心把钥匙交回的那一刻我会心碎如齑。
谨以此文纪念逝去的青春。
2017年9月16日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