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但凡从事教育工作的都读到过这句话，他就是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生平：（1891~1946）本名陶文，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 ”。1934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陶行知为徽州歙县人，幼时进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师承传教士唐进贤。后经唐介绍，入读金陵大学。 1917年，陶行知留美，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相信，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 1927~1930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践行这一理论，取得极大成功。
师承：唐进贤（崇一学堂）、包文（金陵大学）、杜威和孟禄（哥伦比亚大学）。
高徒：胡慕罗等。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教育实绩：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一系列实验学校，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达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又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最可贵的是，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索，又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22岁的陶行知以为，健康和稳定的共和国必须具备两大要素：真领袖和能识别真领袖的国民。他甚至认为，第二个要素远比第一个要素重要，得到具有识别能力的国民，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
从行知，到知行
陶行知原名陶文俊。1910年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敬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奉“知为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为至理名言，于是改名为陶知行。后来在晓庄学校工作期间，他的思想在实践中发生巨变，对知行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对王阳明的观点，“余体验所得，适为其反。”他认为，弗兰克林、瓦特等人都是先有实践，而后才有了新的发明创造的。于是决定把以前信仰的观点倒转过来，确认“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1931年他写了一首短诗《三代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到1934年7月16日，他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公开声明，改名为陶行知。他曾解释说，我的理论就是行、知、行。行是知之始，知又可以反过来引导行。改名字是力求名实相符。陶先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念，让自己行走在乡村田野，让自己身体和理想一同奔跑，从所想到所知、所行，从知行、到行知，用一生在践行。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在教学理念上，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独树一帜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形成“生活教育”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核心。
陶行知认为，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 ”陶行知主张“生活与教育是一体的，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从生活和教育的关系上来讲，生活决定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可见，“生活即教育”我们可以理解为：第一，“生活即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自有人类生活产生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生活即教育”与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生活是相应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第三，“生活即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
陶行知主张生活教育的目标有 5个：一是康健的体魄；二是农人的身手；三是科学的头脑；四是艺术的兴趣；五是改造社会的精神。囊括了我们今天的德、智、体、美、劳五育。
我们的教育多年来也一直走在改革的道路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当我们的学生走出校园茫然的看着四周，生活、社会是他们在课本里读到的那样吗？
“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素材，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等都 可以更宽泛。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脱离百姓，主张运用社会的力量创办学校，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动员社会上现有可能的力量、学校和其他机构和人员，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新课程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中，学生最终要走向社会、走向生活，新课程惟有反映社会及生活的需要，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才能真正体现课程的本质功能。对每个学生个体而言，生活世界是第一位的，知识世界是从生活世界分化出来的，是为生活服务的。作为教师，我们要善于从学生的生活细节中捕捉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利用鲜活的人物和事例让学生走进真实的生活，无论是光明的一面还是阴暗的一面，让孩子在老师正确的引导下用心去触摸、去感悟生活，这样学生才能形成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 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非观，学会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才能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学生的生活离不开社会，只有将整个社会变成学校，教育的对象才更丰富，教育的意义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这个大家都呼吁三观尽毁、信仰随时都在受冲击的年代，我们也喊学习是一个人的终身教育，我们也深感无知会让一个人多么的捉襟见肘，在这个成人、小孩会时不时的找不到幸福、快乐的年代，生活、教育、学校、社会、我们该如何解读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彼此间的影响和转成？
教学做合一有两个含义：一是方法；二是生活的说明。教学做是一种方法，他主张“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不然，便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了。”另一方面，它是生活的说明，“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从实质上说，教学做是生活的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实学。”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教学做中，他特别强调要在“做”中学习知识、增长见识，恐怕也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最佳解释了吧。
这些被人熟知的教育思想，都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边践行边告诉人们的教育理念。
文化为公，天下为公
1938年，陶行知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 7月 20日，陶行知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为培养特才儿童的学校。陶行知在校内开始做培养“人才幼苗”和分组学习的教学实验，把学生分为音乐组、戏剧组、舞蹈组、文学组、绘画组、社会组、自然组、工程组、农艺组和普通组。同时，他督促晓庄研究所开始对教育本质、生活教育系统等题目开展研究工作。
陶行知为育才学校写了校歌。歌中唱道：“我们要虚心，虚心，虚心，承认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们要学习，学习，学习，达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们要贡献，贡献，贡献，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 ”在陶行知的励精图治之下，当年重庆育才学校师生心中曾有过怎样温暖的光明？从那时留下的一些照片上无一不舒心、无一不动人的笑容看，我们不难领略陶行知在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里为国家立下的文化之功。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活着，而是让人更好地活着，高质量地活着。这些活着的人，不是少数的，而是让所有人都能够进步。教育就是生活，要用生活中的需要来作为考察教育的成绩，而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只有那一些分数。我们教育出来的人，应该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能够懂得在生活中给他人一些帮助。教育出来寄生虫，就是我们的罪过。九十年前，陶行知说，当时使用的教科书，编书的人有的竟没有做过教师，用他们自己的眼光做标准来让大家使用教材。今天呢？一切依然。为什么我们的课堂孩子没兴趣？为什么我们的文章孩子不喜欢？因为那些生活远离孩子，让他们根本不可能感受到任何的乐趣。
陶行知先生是一真正的文化布道者，他用自己的一生普及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语言和文字的第一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工具性，当人们不能掌握这门工具的时候，更高层次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被人感受到的。因此，他不遗余力时时处处在践行自己的理想，哪怕是对一个要饭的乞丐，也不忘记教他认识几个字。也许，在我们看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可是，这恰恰是陶先生身上所具有的一种文化传播的责任感。也只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才显示出了陶先生身上的光华。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陶先生的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理解，那就是我们要先育人、后教书了。 就像《弟子规》首篇所言：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四颗糖”的故事，更是先生教育思想的很好诠释。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陶行知制止。他嘱咐这个学生放学后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已到。陶行知笑着掏出一颗糖果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了。”男生意外地接过了糖果。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也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应该奖励。”男生更觉意外。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外。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男生感动至极，流着眼泪说：“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掏出第四颗糖果递给这个学生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
陶行知先生春风化雨式的谈话引导，我想遇到再调皮、捣蛋的学生也会感动。如何做，如何教，如何学，教怎样的人，就要做怎样的事，怎样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技能，还需要艺术和技巧。今天我们处处强调教育从爱出发，爱学生、爱教育不仅要有颗爱心，还要修炼爱的能力。
“每天四问”:
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
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
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陶行知的每天四问可真谓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和作业了，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用毕生去修为。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公仆、闻一多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
一个人去了，一万个人来了；百万个人来了，千万个人来了……在陶行知身后，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像一颗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种子，随着地火的蔓延，播撒向四野八荒。
今天我们的强国梦、富国梦更是需要教育，即需要适合国情、又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适合人人发展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