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余华小说《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主人公福贵一辈子经历那么多不幸，他有没有想过去死？如果我是福贵，支撑我一辈子到头来孤独无依活下去的理由又是什么？
如今再读《活着》，我依然没有想清楚生活、活着、幸存应该是怎样一种状态，依然没有想清楚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从小说日文版自序里，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余华在日文版自序中说，他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讨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余华的回答是这样的——
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这只是我摘取的余华回答中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查找小说《活着》日文版自序的全文，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小说如何来阐释“活着”而不是“幸存”
——故事里的人、讲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
《活着》这部小说讲述了以福贵为主人公的一个故事，这部小说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离不开小说背后的三个角色：故事里的人、讲故事的人、写故事的人。
也许大家会说，故事里的人不就是福贵吗？
是的，故事里的人是福贵。
讲故事的人是谁呢？讲故事的人和写故事的人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不是啦。讲故事的人是福贵，写故事的人是“我”（那个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人）。那么，既然故事里的人和讲故事的人都是福贵，我为何还要分开来讲呢？
因为故事里的“福贵”是过去，讲故事的“福贵”是现在；故事里的“福贵”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人的历程，是一段历史的承载者，讲故事的“福贵”是现实存在的人物。
既然这部小说的讲述者是福贵，那么写故事的“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既然写故事的“我”听完了福贵的讲述，“我”为何不亲自叙述故事，而要保持福贵对自己故事的讲述呢？
在这部小说中，“我”是素材的收集者，扮演的是福贵的听众这样一个角色，当福贵讲完一段经历，“我”会以一个听众的角度显示我对他的经历的态度。因而，“我”作为一个故事的写作者，对于福贵的故事，“我”是零介入的状态；作为一个听众，“我”和广大读者一样，会从福贵的经历中产生或同情或叹息的感情。
在阐释了这三个角色的关系之后，再读余华自序中的那段话，便能理解他所阐释的“活着”与“幸存”。
对于故事的讲述者“福贵”而言，故事里的“福贵”是他以往的生活经历，他以自己的视角（第一人称）回顾过去，无论过去的经历喜悦或悲伤，那都是他的感受，对他而言，那便是生活。
小说的写作者“我”以及这部小说的广大读者都是福贵经历的旁观者，当福贵的故事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我们便带着主观的情绪去审视他的经历，不免因为他的不幸遭遇而产生怜悯。因此，我们容易从福贵的故事中产生类似“他为什么还能活下去”的想法。
幸存是我们这样的旁观者对福贵经历的看法。
电影如何传达“活着”这一主题
小说《活着》被改编后由张艺谋执导搬上荧幕，由于传输媒介的不同，电影与小说在表达中也各有优势和缺陷。
电影给观众传达了具体、直观的画面，因为声音、色彩等因素，电影在传达情感时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察觉。但也由于电影在表达方面的形象化，观众的思维便容易被电影呈现的画面限制，被编剧对小说故事的解构影响，被导演的审美和表达影响，被演员的表述所引导。
尽管电影仍以福贵为主人公进行阐述，但余华自序中所说的“第一人称”的功能明显被弱化了。我们直观地看到福贵如何在经历种种不幸后依然坚守生命的信念，可是我们很难解读到他的心理变化，难以看清他对他的人生经历的感受。
我们是观众，我们是福贵人生的旁观者。
我们能同情他，能感受他的不幸，但感觉不到他的生活。
生活始终是自己的。
福贵的生活是他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