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粮食的回忆

        年后的疫情使我从容的又一次看完浩然的《金光大道》全套四部，这部书是歌颂合作化运动的。对于合作化运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此不作评判。我只想说的是，书中在写为什么农村要进行合作化时，主要就是认为只有合作化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这部书主人公高大泉的原型王国福这位“拉车不松套”的人能成为先进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带领大白楼村的社员群众，将粮食亩产由解放初的一百多斤提高到725斤。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农村劳模的主要贡献都是能带领群众提高粮食产量。（碰巧，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标，一项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售公粮多。）

        粮食，今天已经被很多人所轻视，虽然每天生活还离不开粮食。但人们的闲谈中、文艺作品的描述中、电视新闻的报道中都已经很少出现粮食这个词了，连乡镇干部也不再关注粮食了。而在过去的岁月里，粮食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少粮食。绝大多数老百姓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

        作为三年困难后期出生的具有城镇户口身份的我，对粮食的紧缺本应该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的印象，毕竟当时定量供应虽一定不够吃，可不至于过分饿着肚子。但是由于我家多年住在农村，父亲一直从事农业工作，因此在这方面与农家子弟是一样感同身受的。

        我6岁左右时，因文革父母将我送到舅舅家生活。当时舅舅家多吃玉米面，与精米细面比起来口感粗砺，我咽不下去，舅奶（外婆）就用筷子蘸点花生油滴在玉米水饼上，才使我第一次将玉米面水饼咽到肚子里。舅舅家那瓶底剩余的一点花生油，没几天也就用完了。没办法就滴点酱油，酱油的口感远不如花生油，但就连酱油当时也不能正常。不过后来也就适应了。

        一次，舅舅的堂兄结婚，催妆的一大早请舅奶去帮忙。当时我想那里一定有好吃的，于是就跟舅奶一起去。那想到他家早晨吃的是豆腐渣饼，那口感与玉米面饼比起来，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没办法，只好吃半块饼，喝点玉米面粥。

        那时农村不少人家秋冬时节没有主食吃，就仅吃山芋，春天吃山芋干或山芋干饼。我读初中时，每天中午在校吃饭，饭是自己带去放在盒中用蒸锅蒸的。不少同学带的是玉米面蒸出的是玉米面饼，还有的同学没有玉米，就带点山芋放在网兜中蒸。那时每到秋天，山芋收获后，农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用刀将山芋削成片，然后晒干，这就是山芋干。第二年春天，将山芋干放在稀饭中，作为填饱肚子的主食。山芋干饼，就是将山芋干磨成粉，再制作成饼。我只吃过几口山芋干饼，那滋味真是：尝在舌上甜，咬在牙上黏，吞在嗓中涩，装在胃中胀。你吃过第一口保管不想再吃第二口。

        写到山芋干饼，我不由要插上一段小故事。结婚后，老婆多次要我买山芋干饼给她吃，我很奇怪，这有什么好吃的？并将我对吃山芋干饼的感受告诉她，但她就是不信。原来，80年代前期她在读小学时的一次活动中，带去了一块白面饼，而另一位女同学带去了一块山芋干饼，并说山芋干饼特别好吃。我爱人未吃过山芋干饼，想尝一口，但这同学就是不同意，我爱人提出两人换吃，她还是不同意，因此我爱人一直有没吃过山芋干饼的遗憾。而我想这可能与那位女同学家困难，不好意思让人知道她家这时还吃这种饼有关。而当我爱人要我买这种饼时，已到90年代与新世纪，那还有卖这种饼的？不过，去年她在一饼店找到了山芋干饼，买了一块，但一吃却是稍带点甜的小麦面饼味，原来这种饼是白面中稍兑点山芋干粉而已。我知道，真正的山芋干饼是买不到了，我也希望永远买不到。

        那时每到春天，还有很多人家连山芋干稀饭也吃不上，就吃一种叫酸浆稀饭。这种稀饭我没吃过，也没看见人做过，但却经常听讲过，还有些农民会调侃称之为“止咳糖浆”。在网上查到了一个曾做住外大使的徐贻聪老乡的介绍，现摘录如下：“酸浆稀饭是用做白薯粉条时产生的浆水熬製出来的，多在冬、春季节以白薯为主要食品的时月里食用，里面也多放的是鲜白薯或者白薯干，抑或也会放点夏天晒干的蔬菜，将之做成淡味或咸味的。因为在做粉条的过程中需要让粉浆发酵，自然形成酸味，用它的浆水熬制的稀饭带有原汤的酸酸味道，故而老家习惯将之称为“酸浆稀饭”（问了一下，应是将山芋磨成粉浆发酵，与做粉条无关——录者）。它并不好吃，但却不能缺少，主要靠它填饱一年里多半时间的肚子。由于粮食少，一般人家只有在极少的时候，而且多是在大人有重活要干的日子里，才会在稀饭里'下'些玉米面疙瘩”。他写的是四五十年代的事，其实直到七十年代末，农村还有不少人家要有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吃这种稀饭。

        粮食的短缺曾深深的牵动了最高领导人的心。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党内通讯》中说：“……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段话一直印在粮油供应本的扉页上，所以我很熟悉。多年后与一位朋友谈话提及此事，他很不相信，说毛主席怎么可能教人如何吃饭？

        六七十年代，我父亲在公社做农技推广工作，首要工作就是设法提高粮食产量。记得当时的工作有指导“旱改水”，即推广水稻种植，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土地盐碱化严重，通过改水，可以将盐碱冲刷干净，二是水稻的产量比其它作物高；还有推广优良品种，无论是小麦，还是水稻、玉米、山芋，好像每年都要向生产队推广高产、抗病的品种；另外就是指导农民打药与施肥。总之，如果那年风调雨顺，粮食高产了他们就会非常高兴；一遇天灾，如连续多天阴雨或干旱，就常会忙的顾不上吃饭，整天到田头，指导督促排涝或抗旱。我还记得的一件事就是，1979年当时全公社的山芋丰收在望。在收山芋前夕，父亲与公社书记说到今年山芋的预计亩产和总产时，这位书记非常高兴的说：今年老百姓的心要放下一半了，大多数人不会为粮食发愁了。他们那种喜悦表情至今我都还能清晰记得。

        八十年代以后，农民不再为吃犯愁了。原因很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优良品种（如杂交稻）和化学肥料广泛使用等等都为粮食的增产作出了贡献。前年，我到农村与一农民交谈，他说他家几亩麦子的亩产能达到1200斤，回来与别人说起，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但亩产九百到千斤左右是可以达到的，想到责任制刚开始时，农民用在地上的力气比现在多的多，但小麦亩产最高不过六、七百斤，再想想建国初的一、二百斤，六、七十年代的四百来斤，真感叹农业产量变化的巨大。

        但不论怎样，节约粮食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吃饭时不忍丢一粒粮食，吃剩下的一点饼头也舍不得扔掉，这与我孩子甚至与七十年代第一秋出生的爱人都大不相同。这倒不是受到“锄禾日当午”的道德感化，而是那个饥饿的时代给我们这辈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