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分析，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即使是让我现在去代理这样的案件，我还是会有当时的那种体验。
很多年前，我办了一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我代理被告方。庭审中我根据对方陈述的不合理、矛盾，以及证人早期向公安报案时的陈述，还原事实为，父亲带着很小的女儿，失手将孩子掀翻在地，慌忙去扶，放手游乐设备致使设备砸中孩子头部，二级伤残。
当我把对方陈述事实的所有矛盾点串起来，还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孩子的父亲顿时慌了，手足无措，先是脸涨得通红，然后低下头沉默不语。孩子的姥姥突然从旁听席上跳起来，指着我拍着巴掌转着圈大骂我没有良心，以及其他的各种咒骂与哭闹。
我方主张游乐设施没有瑕疵，对孩子受伤没有过错，对方认为我方全责。开完庭后，法官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出判决结果。
后来，我接到了法官一个电话，说，刘律师，孩子姥姥和孩子妈妈，每周都会来我办公室，来到先扑通跪下，泪流满面：“法官，青天大老爷，我们治疗加康复已经花了100多万了，我们的孩子至今还不会走路，我们几家能卖的都卖了，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调解不成，我得判了，你们要是不服就上诉吧。
100多万，即使在现在，也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应该是在十几年以前吧。法院觉得不好处理，曾多次调解。原告方坚持要求被告承担100%的责任，被告方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只愿意基于人道主义给予少量补偿。
最后法院判了，被告承担70%的责任，原告自担30%，后续费用发生时另行主张。
案件判决后，被告提出上诉，坚持让我继续代理，他们说只要我代理，还可以在一审的基础上翻倍付代理费。但我还是拒绝了。不是因为代理费的问题，而是因为无法再次面对这种情、理、法的相互交织与纠缠。
都说法不容情，但现实中，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情与事，情与法，情与理，想分清楚，还是很有阻力的。
受伤的孩子挺可怜，孩子的家长、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很可怜。我在开庭的时候，为了防止对方情绪激动，还自作聪明地说，为了孩子，也应该弄清楚当时事实的真相，给孩子一个交代。可孩子的家长，只想要钱，不想要真相，尤其是在有了真相就要不到钱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牺牲真相，甚至牺牲尊严。
我记得著名艺术家陈丹青说过一句话：“×国人什么最重要？活下去最重要！其他都是他×的。”
后来我知道，被告先是赔了几十万，后来又有后续的起诉，陆陆续续赔了上百万，据说以后也还要打官司索赔以后发生的费用。因为这个案件，这个单位的领导因为做事不力，被撤职了。
从这个案件之后，我再也没有做过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我也尽量不让我的部下去做。也可能正是从这个案件开始，“做一个不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的种子就已经开始在我的心中悄悄埋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