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路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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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央十分注重对诸侯王进行思想上的劝导和教化上认同，期望通过细致的思想教育，使诸侯王们能够安于现状，认可王权的神圣地位，甘心作为王权的屏障，保持与王权的高度一致。
“所谓‘教化’，即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系统，通过宣读、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仪式等方式，将王权主义的价值体系灌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培养出符合君主政治需要的忠臣和顺民。”
诸侯王初置，天子就置太傅以辅王。初期的太傅即为王师，地位相当重要，责任重大，负责对诸侯王进行辅佐和教育，使其按中央王权的要求成长和处事。后来中央还责令王国“相”与太傅相配合，共同承担对诸侯王的教化。
教化的内容是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儒家学说。刘泽华先生在《中国的王权主义》说：“儒家的圣王理论一味强调靠人格化权威力量来缔造和维系理想王国，其基本政治导向是对个人政治权威的崇尚。”“等级制是专制主义社会政治体系最一般的结构形式，等级制及其相应的理论必然把王抬到金字塔式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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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极力维护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一脉相通的。由于儒家学说对加强君主专制有着如此多的好处，因此它就成为君主对地方诸侯王进行教化的首选。
如《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汉宣帝的儿子东平思王宇曾在年轻时通奸犯法，导致傅相连坐，后来他洗心革面，打算痛改前非。汉元帝亲自下诏给傅相，令其“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
元帝死后，刘宇曾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史记》，汉成帝就此事咨询大将军王凤。王凤认为“《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
于是天子采纳了王凤的建议，没有答应刘宇的要求。傅与相共同承担对诸侯王的教育辅佐的义务，如果做得不好，会被追究，从此足见中央对诸侯进行儒家教化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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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立初期，掌握中央政局的是刘邦和他的武人集团，他们大都出身低微，学识浅薄，对当时文化的拥有和传播者——儒生不屑一顾，虽然刘邦在陆贾等人的劝说下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但是除了叔孙通等少数儒生得到任用外，大多数的知识阶层被排斥在中央政权之外。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不仅儒生的命运多舛，诸如豪猾游侠、豪杰刺客、富商大贾也处在王权的打击之下，与汉廷的关系极为紧张。同时，中央的选官政策相对单一，任子和赀选的方式很难选拔到真正的人才。
与之形成鲜明对此的是，地方诸侯王延士养客之风兴盛。如文帝子梁孝王刘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景帝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江都易王刘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淮南王刘长，“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其子淮南王刘安，在武帝时“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衡山王刘赐“亦心结宾客”。
地方人才充盈而中央人才匮乏的局面，对君主的集权和专制十分不利。汉武帝对诸侯和公卿延揽人才的做法十分不满，卫青曾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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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超拔寒俊为重臣的同时，又改变任官制度，开始大规模察举取士，设立了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廉、明经、茂才等许多科目，朝廷诱之以官，劝之以禄，使大批儒生登上仕途。察举制将原来完全掌握在地方郡国和公卿手中的任用权部分收归中央，直接控制在帝王的手中的制度。
汉武帝即位伊始便“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接着接受董仲舒“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的建议，在元光元年第一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又以诏书形式颁布督促执行的法令，“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使察举制度成为两汉定制，吸收了大量的地方人才。
除察举制外，武帝还采用征召、辟除、上书拜官、射策考试等多种方式不拘一格地选拔全国各地的人才。大批掌握新儒学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入仕，使郡国并行政体彻底转化成为可能。
“左官律”“附益法”截断了王国人才来源的渠道，而以新儒家思想为标准的选举对诸王国更是釜底抽薪。而这些有统一思想，以重建大一统的共同目标的知识分子，最终使建筑在郡县制基础上的大一统君主专制政体付诸实施。
于是《汉书》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自汉武帝开始的人才上移的策略使中央王权的力量更加强大，在朝廷聚集的人才越来越多，地方王国相形见绌，无力和中央朝廷人才的竞争，加快了君主集权专制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