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曼（Richard P.Feyrman）1918年出生，1939年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又加入罗拉拉摩斯实验室，对原子弹的发展贡献卓著。1956年与薛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共获诺贝尔物理奖。1988年2月困患癌症辞世。费曼的思想如天马行空，喜自辟蹊径，且从不固执，求知欲极强。他很爱恶作剧，但往往只为点出世间许多荒谬之处。

这本书讲述了费曼的生平，费曼的故事打五分，翻译扣一分，排版再扣一分。竟然将生物学中的碱基翻译为盐基，可见译者的水平有多低，态度有多不认真。

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这跟中国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节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老是想着进则忧其民，退则忧其君，搞得自己压力重重。而科学探索，尤其是重大发现，就是要去未知，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拿得出手的成果，这样势必会让自己压力重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单位。相反，费曼这种不负责任感恰恰是活出自我的表现，做科研全凭个人兴趣，最后才做出了诺奖级的贡献。

怕大人物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 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８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８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 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 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炸弹婴儿出世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 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

这些大人物平时被别人奉承惯了，反而想找一个人人提一些中肯的反对意见，费曼是科学顽童，不通人情世故，反而得到了钟爱。就像魏征之于李世民。但前提是你的领导欣赏你的直言不讳，而且你的意见也要有真材实料才行。

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这让我反思目前中国的填鸭式教学，为什么好多学生（包括我）会有厌学情绪？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学生是被动地接受僵硬的知识，而不知道这些知识有什么意思？再加上日复一日地刷题，逐渐地对于这些僵硬的知识产生了抵触情绪。

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 “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贝特问他，这有什么重要呢？费曼现在可以骄傲地说，就是因为研究转动的餐碟，所以我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说这重要不重要呢？所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想着有没有意思，有什么用，在研究的一开始就把自己发展的路堵死了，也注定了自己不会有超越别人的成果。忽然想起了秦主任所说的，快乐做科研，享受做科研的乐趣，而不是把它当做一项任务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