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四年以前，或者更早，我记不清，总之是我就知道瞎念书什么都不去想的时候，我去参加表兄的婚礼。
那是个灰蒙蒙的冬，婚礼在表兄位于乡村的家中举行，提前一年多，舅舅跟人忙着盖那个在等待拓建的马路边的新房子。
屋里屋外来了许多人，没几个我能认出来。地上不是瓜子壳、糖果纸，就是红纸屑和烟蒂。硝烟味久久不散。什么都安排好了——“工作人员”有二十多名，来自较近的亲属或者能够帮忙的朋友。“大总管”是个包工头，除了调度有方、谨小慎微之外，还能在凑不够开饭人数的情况下找来他的工程队“帮忙”。我的任务很简单：代表未出席的父母“在那”，吃饭，给红包。最后来个什么大合影，我也能去凑个数。
中午那些菜，晚上还是那些菜，第二天中午，晚上，第三天也是那些菜。舅舅叫酒品很差的我去陪客人喝两杯，我强揽下来，因为大家都高兴今天是大喜的好日子。但喝多了，可没人顾得上你。
婚礼在深夜的小雨中达到了高潮。按照习俗，舅舅、舅母要背树根接受亲朋的折腾，并且往脸上涂红颜料。我们都在楼上的新房，闹洞房，让新人吃一个苹果，往新被褥上洒枣生桂子。摄影师跟在后面拍照。还没来得及连上台的液晶挂壁电视在放《自由飞翔》的碟。一直到十来点钟才结束。
今年十月，我去了表妹的婚礼。天气反常的热，我和表兄坐在表妹家的门外，讨论着他新买的黄漆壳的本田摩托车。我和他三四岁的女儿第一次见面，她还不敢管我叫叔。问起大嫂，说是在服装厂加班。我们坐在门外，等着开饭。
婚礼第二天，我又过去吃了趟中饭，我们同坐一个桌，陪不认识的人又喝起来。他答应饭后开摩托送我去车站。后来酒喝多了，摸不到门，我只能一个人走去。我后来想那天他是想喝多的，并非出于嫌送我路远麻烦。我从安徽回到上海半个月不到，听说他要来上海办事——去松江相亲，我才将前后隐约感觉到的事情都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我们参加表妹婚礼之前一个月，他们就离婚了。除了孩子跟他之外，其余个中屈委旁人一概不知。
他来的当晚我才接到电话知道那件事。我并不很惊讶。那晚我正巧要加班，不能准时回去，我叫父亲别等我吃饭，和表兄好好喝点什么。八点半我回到家，他在我电脑前看电视。吃过饭，我打算带他出去走走。
他之前在上海打工，住在我家有五年，如今他离开上海也有八年了，他对这里早就不熟悉，连我都不熟悉——哪里不是天天变？建筑、道路、人心。我们走在之前没有一起走过的街道上，朝一家咖啡厅走，那是我的“据点”，我跟以前的朋友聊天、谈事情、看老吉米怀特打斯诺克的地方。卡佛在《友谊》中说“我那时蠢到几乎相信友谊会天长地久。”对，就是那时。
他翻了一会菜单，一会又合上，看样子意思是客随主便。我也合上菜单，叫来认识的胸挺大的服务员小姐，就说“老样子”。等茶送上来，我才点上烟，想从他那知道些什么。虽然除了无关紧要的话之外，我们什么也没说，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单为跑六百公里来上海相亲的；第二，我知道他能承受这些。弄清这两点花了三小时。
回去时我们顺便买了几串烧烤。他第二天上午就走，我来不及请吃饭。本来也许可以进去喝点酒，但是喝起来一定没有完，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更多。我了解他，正如他了解我，我们是人群中沉默的那类人，就像鸵鸟，不会和别人分担我们的痛苦。但，那并不代表什么都没发生过，也不代表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
2013.11.6
2013.11.9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