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我曾经跟研究生一起研究过一段中国现代期刊在翻译俄罗斯苏联文学文论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写了几篇文章。后来我们想进一步来研究四十年代，左翼文论跟俄罗斯苏联文学文论之间的关系。因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左翼文论已经比较成熟。想考虑这种成熟跟俄苏文学文论的翻译之间的关系，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太一般化，没有多大的意义。
接着就想探寻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左翼批评流派的形成，跟俄苏文学文论翻译之间的关系，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没办法做。一个困难就在于它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换句话讲，到底是因为翻译了俄苏文学文论以后才形成了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不同流派，还是由于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已经具有这样的流派。他们才选择了不同侧重点的俄苏文学文论来加以翻译。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问题没有实证性的材料来加以确认，所以没有办法操作。
后来我们想到干脆撇开这种翻译，对中国左翼批评流派形成的影响，而仅仅强调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在翻译俄苏文学文论当中的流派特色，当时我们找到这个角度，就感觉具有可操作性。之所以有操作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撇开了这个流派形成跟俄苏文学文论翻译的内容。是在承认它已经具备流派特色的情况下，来考察不同左翼批评流派。他们在选择俄苏文学文论的时候，他们有自己什么样的侧重点，就是说他翻译的流派的特色，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要研究左翼文论成熟时代，它跟俄苏文学翻译的关系的时候，最后探索的结果就是找到了翻译的流派特色这么一个角度。这问题提出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也就是找到不同流派代表性的杂志，来具体考察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不同杂志所翻译发表的俄苏文学文论的情况，概括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特点实际上就是流派的特色。
具体的讲，我们选择了三个刊物。一个是胡风主编的《七月》，第二个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三个是周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七月》《文艺阵地》《中国文化》都是左翼刊物。但是它们在翻译介绍俄苏文学文论这个方面，各自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可以说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流派特色。《七月》坚持文学的审美主体性的理想，偏重于文学理论的译介，关注非主流的作品，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人性的意义。强调主体性，侧重于理论，翻译非主流的一些作品，关注其中的人性的意义，这比较典型的反映了胡风的个性。是七月派文艺批评的流派特色的体现，这就是胡风式的一种特色。胡风个人的理论品格在这个刊物当中表现的比较充分，代表了左翼批评的一种特色。
《文艺阵地》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主流立场与服务抗战的态度，重视苏联文坛的主流思想和作品，重视战争体裁的作品和理论，重视文学知识的介绍。主流立场为抗战服务，介绍知识，重视主流作品的翻译，这反映了茅盾的个性，他视野比较开阔，倾向于站在主流立场上，来接受俄苏文学这种影响。这也反映出茅盾影响下面《文艺阵地》这个左翼刊物的批评特色，也就是他介绍翻译俄苏文学文论的一种流派特色。
周扬主导下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从政-治高度来思考文学的问题，大力译介苏联主流的文论，重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介绍，介绍苏联主流的文论，侧重从政治的高度来思考文学的问题，这不是周扬的理论个性的体现吗？很显然也是《中国文化》翻译俄苏文学文论的流派特色的一种表现。
我们系统的翻越了这个刊物的翻译介绍俄苏文学文论的情况，阅读了其中主要的作品，进行了统计学的分析。对这些作品所翻译介绍的俄苏文学文论的作品进行分类 ，来概括代表性作品的主导的倾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是有一种理论个性的区别。以此作为归纳，明确左翼文学批评流派，他们不同的特点的依据。我们的结果也就仅仅说明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左翼批评成熟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刊物，它们具有自己的理论的个性。尤其是在俄苏文学文类翻译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流派特色。
有不同的流派特色恰恰能说明，左翼文学批评的成熟。我想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或者研究，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某种参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