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鲁迅两兄弟，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然而最终分道扬镳。
鲁迅被誉之为“民族魂”，为世人所敬仰，而周作人却沦为汉奸。
对于周作人的附逆，有不同的分析。
我觉得有下面几点：
一、性格与价值观：周作人性格偏于浪漫主义，怯懦，容易向社会和显示妥协。在文学道路上，他逐渐从革命蜕变为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心态，强调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和情趣。这种生活态度的转变使得他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危难时，更容易选择妥协和逃避。
基于日本留学的经历，他对日本文化有特殊的感情，视日本为第二故乡，这种情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和选择。
二、政治形势与心理压力：
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认为中国必败。这种悲观情绪使得他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更容易选择逃避而非抗争。
1939年1月1日上午，“抗日杀奸团”的三名学生志士，为了铲除被视为“日本女婿”的周作人，精心策划了一次刺杀行动，周作人虽逃过一动，但枪击事件等外部压力使周作人陷入恐慌，安全成为他另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进一步推动他向日伪政权靠拢。
三、文化考察与心态变化：
周作人从文化的角度展开对中日两国关系的考察，试图从纯文化的角度理解中日关系。然而，这种考察在日帝野心昭然若揭、抗日情绪已经空前高涨的三十年代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怀疑其动机。
他的文化考察培养了对中日文化共通性的信念，与根深蒂固的军事失败主义相结合，使得他能够说服自己同日帝合作。
四、家庭影响：
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对他当汉奸一事有重要影响。她贪图享乐、生活奢华，使得周作人在面对困境时更容易选择妥协。北平沦陷之后，北平诸多大学教授陆续南下，并联盟写信催促周作人南下。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竭力阻止，信子性格泼悍、挥霍无度，且生性多疑、凶悍。她表示自己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跑。
羽太信子觉得，南下意味着离开日本人的庇护，面对未知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舒适区的依赖可能促使她反对周作人南下。周作人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南下可能意味着家庭成员需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是羽太信子不愿意看到的。
周作人沦为汉奸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选择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消极面的放大镜，懦弱悲观，优柔寡断，缺乏独立人格。周作人最终被自己的选择钉在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