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先后发生在鲁文公十一年（前616）的叔仲彭生与晋郤缺的“承筐之会”以及叔孙得臣逐狄的“鹹之战”，本身并没有直接导致卿位顺序的变化。从这一年直到公子遂杀嫡立庶（前609）之间鲁国诸卿排序如下：

    不过这两件事直到多年之后仍为后人所铭记。整整七十三年以后，晋国乐师旷就曾经提到：

    ......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左传.襄公三十年) 

    “承筐”之会的地点一般咸以为在今天河南睢县西，也即商丘以西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属于宋国的西部边陲，会议内容就是“谋诸侯之从于楚者”。这一年正是年幼的晋灵公在位的第五年，中军元帅赵盾不久前刚刚在内部的诸卿公开冲突（前618）中得胜，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构建晋国的六卿体系。而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前617），中原诸侯中比较重要的陈、蔡、郑、宋纷纷向楚穆王表示屈服：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左传.文公十年)

    因此晋国主持了这次“承筐”之会，就是为了敲打上述几国。参会者当不限于晋、鲁，还应该包括卫、曹等仍然“睦于晋”的邦国。那么郤缺此时在晋国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先来看“承筐”会后一年（前615）的秦、晋河曲之战中晋国三军六卿排序：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左传.文公十二年)    

    就是说彼时郤缺已经是上军将排名第三了，如下表：

    请注意，这里又能看到我们熟悉的一幕，晋三军之帅分别来自三大族群：异族异姓、曲沃系“武族”以及翼系“靖族”。就是说，赵盾的六卿架构仍然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之前“被庐之蒐”中确立的那个体系。主要的区别在于变成了异姓的赵氏、中行氏控制中军，其中赵盾一方面作为晋文公复国的元勋赵衰之长子，另一方面其生长于赤狄部落，更容易获得生活在晋国境内以及周边区域的戎、狄支持。原先统帅中军的武族“郤氏”下降到上军，而且这个郤氏来自与“被庐体系”中军将、佐出身的郤氏不同的另一分支—“冀氏”。下军将、佐则再次按照城濮之战的配置，分别由栾氏和胥氏担任。

    郤缺与略晚一些出道的韩厥都是赵盾着力培养的来自没落旧贵族的子弟，而且从长远来看，最终都做到了晋国执政的地位。而郤缺的副手臾骈则打破常规，并非来自传统大族，而是赵氏之私属智囊，正如当时流亡在秦国的士会所说：

    ......（士会）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左传.文公十二年)    

    由于中军将、佐赵盾与荀林父始终保持长期稳定，郤缺在上军将的位置上前后呆了大约十七年，并终于在赵盾去世之后（约前601）越过中军佐荀林父，直接登位元帅，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了我们之前归纳的“甲模式”：三军将地位高于三军佐。我们把从承筐之会这年直到郤缺取代赵盾那年晋国三军将、佐的排序列表如下：

    可见这事实上是晋国历史上政治相对稳定的一个时代，也可以折射出赵盾及其追随者在背后付出的种种苦心，可惜由于“被庐体制”终究不再适合晋国，所以其极力掩盖的矛盾终将以别的形式爆发，并吞噬这些努力。

    由于我们对郤缺的身份已经有了定位，再来看另一位参会人叔仲彭生。根据身份对等的原则，通常不可能比郤缺的身份还低，也即彭生至少在鲁国排第三位。不过考虑到身前仍有执政的公子遂以及大司马叔孙庄叔，因此叔仲惠伯也只能是第三位大司空。由此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晋国由于相对弱势，仍然可以与同盟的诸侯国卿大夫对等会谈，而非绝对如三十年后（前588）臧孙许所说的那般居高临下：

    ......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左传.成公三年)

    “承筐”之会上的其他议题已不可考，不过可以想象当年郤缺与叔仲彭生的意气风发，对于未来触手可及的权利的渴望，以及对于自身政治理念得以施展的期许。两人也一定有对晋、鲁等国携手为援，复兴霸业做出了许多规划和承诺。可惜历史弄人，十六年后（前600）郤缺如愿登位，而叔仲已然葬身“马矢”之中（前609），成了政治游戏的牺牲品。我们也来看看这十六年内鲁国的诸卿位序变化：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叔仲彭生在“杀嫡立庶”之中如同季孙、臧孙一般委曲求全，并且一直身体康健，同样是十六年后，他不正是那个登位首揆，得以在会盟之中与郤成子唏嘘人生、把酒忆旧并且共谋大业的大司徒吗？

    当时间再来到宣公十八年（前591），无论公孙归父真实的使命如何，鲁国已然疏远晋国多年，所以季文子在朝中痛心疾首： 

    ......“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左传.宣公十八年)

    这个所谓“失大援”就是指公子遂杀嫡立庶换来的尊齐路线，导致长期放弃了叔仲彭生主导的尊晋路线。现在齐国重兵压境，无论向晋国求援或者兜售什么“逐三桓以张公室”的把戏，都是注定得不到晋国任何尊重的。因此尽管公孙归父本身对公子遂制造的祸患不应负有责任，一如孟氏和叔孙不必对庆父、叔牙的野心负责一样，鲁国也不得不作出驱逐东门氏这样的姿态，表明其与齐、楚决裂，一心投入晋国怀抱之决心。